湖北省人口流动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湖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人口流动的特征为：流动人口总量增长迅速，各市差异较大；城市是湖北人口流动的主要载体；除武汉市外，湖北省其他16个市州均为人口净流出。省内流动人口主要聚集于武汉，劳动年龄人口是省内流动的主力，男女比例相差不大，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为主，流动原因以迁移搬家为主。在省际流动人口中，中西部邻近省份是湖北人口主要流入来源地；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为湖北人口流出的主要目的地；劳动年龄人口是湖北省外人口流入的主体，男性多于女性；省外流入人口以初中、大学本科学历为主；工作就业是湖北省外人口流入的主要原因。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流动人口的监测和管理制度不完善；流入地针对老年人和少年儿童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看病异地报销比较困难；人口流动导致流出地的劳动力短缺。建议完善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和登记制度；加强对老年和儿童流动人口的配套服务；改革和优化以身份证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出台优惠的人才政策，引进和留住中高端人才和劳动年龄人口；构建社会支持体系，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合的积极探索——广东省中山市积分制入学入户服务管理情况调查

国家卫生与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去年9月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全年我国流动人口达2．36亿，流动人口大多流入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长期以来，这些流动人口一直作为城市的“二等公民”，无法真正融人当地城市，出现了所谓的“半城镇化”“浅层城镇化”，甚至是“伪城镇化”现象，使我国的城镇化质量大打折扣，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     

女性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证分析——基于对深圳女性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

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社会问题。提高社会融合度需要从流动人口、流入城市以及国家三个层面思考对策。要提高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流入城市要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引导居民培养更加包容的公民意识;国家要加强社会制度建设,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     

近1.5亿流动人口考验城市公共服务

当今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在“流动”呢?最新发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将近1亿5千万的流动人口,既显示了我们的社会更加开放和充满创造力,也对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人口流入大的省市始终在不断摸索,酝酿     

面对城市化进程 社区建设怎么办

城市化和社区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区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又推进城市化进程。因而,社区建设既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又是城市化发展的助推器。社区建设与城市发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社区建设是城市发展的主题。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成员固定地从属于一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被打破,大量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从深化企业改革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和从政府职能转变中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客观上要由城市社区来承担。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居住、就业,在流动人口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宋朝政府对移民管理的因应与调适

两宋时期,城市内外的人口流动频率日益加快,城市流动人口众多,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人口流入城市的原因各不相同,因而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众多的流民给城市市场供应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流动儿童权利保护思考与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目前，全国流动人口为1．5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约为1．2亿。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家庭化迁移趋势的增强，使得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儿童群体——流动儿童，即随父母流入到城市的儿童。     

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视角及路径探析

我国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发展趋势日益突显其社会融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现代化视角、社会排斥视角、社会资本视角以及公共政策和制度分析视角是当前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提供了多元的破解路径:进行传播媒介素质教育促进农民现代化转型:以社区为平台加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互动交流,提高社区聚合力;开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构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提高其经济地位和城市适应能力;加快制度融合和政策发展,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公民权.     

流动人口权益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流动人口权益状况事关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公平、公正的试金石。问题的实质是与社会平等差距悬殊。流动人口弱势群体与社会的不和谐性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目前的重要任务是改变城市人口与农村流动人口的双重标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以理性归制解决流动人口问题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现代化视角、社会排斥视角、社会资本视角以及公共政策和制度分析视角,是当前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提供了多元的破解路径:进行传播媒介素质教育促进农民现代化转型;以社区为平台加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互动交流,提高社区聚合力;开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构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提高其经济地位和城市适应能力;加快制度融合和政策发展,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公民权。     

构建吴江市城镇和谐社区的实践与探索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社区作为构成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吴江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区人”。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大量农村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进入社区。社区在和谐社会建设     

解读青年务工农民居住问题——基于集宿区与城中村两者融合的混合社区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作为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主力军,青年务工农民的居住问题日益突出.本文提出了作为有效解决城市流动人口过渡性居住的两种主要模式:"集宿区"和"城中村",结合苏州市青年务工农民居住状况的调查研究,对"集宿区"建设与"城中村"改造两者间关系的解读,探索出一种两者融合的混合社区模式,并从开发模式和管理策略上证明了这种混合社区模式操作的可行性.     

应关注农村秩序的“治理性困境”

《社会科学报》近日刊登华中科技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徐勇的一份调查说，人们在关注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秩序的冲击时，却往往忽视农村流动人口对乡村秩序的冲击。事实上。现阶段农村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也使乡村陷入了一种“治理性困境”。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贫困问题论析

权利贫困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贫困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权利贫困、社会权利贫困、文化权利贫困、政治权利贫困问题,认为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利贫困问题不能纳入到政治框架中去理解,而是一种伴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利贫困与经济贫困关系密切,权利贫困问题的产生与制度性社会排斥以及自身能力不足有关。     

破碎家庭与流浪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一批批流动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从贫困地区涌入富裕地区.人口的流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交通运输、服务行业及其它产业的发展,刺激了流入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对人口外流问题缺乏宏观管理,人口流入城市、流入富裕地区一时失控,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流浪儿是流动大军的一大组成部分,他们带着不切实际的奢望和游懒的习气在街头     

亲民爱民利民——义乌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水平

义乌市地处浙江中部,总面积1105平方公里。2003年底,全市实有人口150多万,其中本地户籍人口68万,暂住人口68.7万,日流动人口20余万,常驻外商5000余人。近年来,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流动人口每年净增10万至15万人,预计到今年底,暂住人口将与本地户籍人口持平,义乌已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面对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我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水平作为亲民爱民利民的重要举措,在观念上求突破,管理上求创新,服务上下功夫,努力开创“发展空间共存、生活资源共享、社会责任共担、社会秩序共管、经济…     

流出人口问题研究──对江西省都昌县流出人口的调查

从 ９０年代初始，我国出现了由西、北向东、南为主要地域特征，由农村向城市为主要流向的人口大流动，包括流出和流入两个方面。人口流出的社会原因有：农村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投入与产出比例不合理；农民负担过重；城乡壁垒政策松动；都市化进程的客观需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要注意现在的流动人口已由开始的单元化形态转向多元化形态，即从过去单一以农民为主变为下岗工人、科研人员等的大汇合。受失业和职工下岗的双重冲击，我国的流动人口在成份及流向上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应当引起理论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流出人口的结构特点为：男性多于女性；１８—３５岁者占绝大多数；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人口流动引发的最突出的社会负面影响是犯罪潮。流出人口管理的基本思路是变无序管理为有序管理。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谁对青年流动人口的下一代负责—兼谈“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

从概念来说,流动人口子女不仅包括流入城市的流动儿童,而且,也应该包括留底在乡村的"留守儿童".因此,讨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问题,也相应需要从这两个方面着眼.作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而不仅是流动人口子女的家长要对这个问题负责.     

从“流动政治”到“移民政治”——农民工城市融人的代际变迁

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为制度阻碍下“流动”与“移民”过程的不同步.它既要经历一个从“进入”城市到“融入”城市的过程,也有一个从“流动人口”向“移民”转化的问题.随着农民工的代际继替,其城市融入日益分化为“流动者”的融入与“移民”的融入两类人群的问题.这一变迁同时也标志着农民工已经开始由争取“流动权”向争取“移民权”转化,从“流动人口”的群体政治开始向“移民”的群体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