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通信技术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机制分析

在当下政府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政府网站、政务APP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体现为一种"渗透—传导—扩散"的机制: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政府治理理念层面的渗透,转变政府思维方式、促进观念的更新、培植公民本位治理理念;在政府治理结构层面的传导,使得政府组织精简化、社会治理多元化;在政府治理过程层面的扩散,推动了政府认识和行为的拓展、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决策方式创新。该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行政理性的驱动。     

政府电子化进程中信息通信技术的地位和功用研究

政府电子化是公共管理领域兴起的一个前沿和热点的新型范式,其演进和发展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密切相关。信息通信技术为政府内部、政府与外部主体间信息互联互通提供了重要媒介,它不但使政府系统内部组织结构变得虚拟化和扁平化,而且改变了政府与其他主体互动的模式并促进新型参与模式的出现。信息通信技术推进政府电子化的功用主要体现在业务和服务电子化、电子化流程再造和绩效评估以及政府电子化架构的形成等方面。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功用的释放,在虚拟和网络空间中构建起以"互联、高效、协同、智慧"为核心理念和以资源共享、协调作业为特征的新型电子化架构,该架构对实现政府过程协同化、透明化、数字化和智慧化发挥着平台功能,对提升政府电子治理能力和水平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途径与策略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进程,电子治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议题。电子治理作为电子政务发展的新阶段,在变革政府管理模式的同时,也为改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笔者在回顾和梳理电子治理和政府信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三种途径,即提高政府透明、改进服务效率和促进参与互动。因此,为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电子治理的未来发展应该坚持以提高公众满意度为核心,完善电子化信息公开,优化一站式在线服务,大力发展电子参与。     

多元主体参与:政府干预式微中的生态治理

正一、生态治理中的社会力量:多元主体参与的兴起随着社会形态的高度组织化和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化,在当今社会政府干预式微的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既符合当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满足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以及社会力量要求参与生态治理的现实。政府从以往的通过管制等管理手段进行生态治理的活动中撤出,承担起为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治理提供良好的服务,并与社会力量在彼此合作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协同治理框架再造——基于“主体—机制—目标”的分析

大数据的产生和应用为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起源于商业领域变革的大数据,其技术和思维逐渐影响着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大数据时代,政府、社会和公众是社会协同治理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治理主体,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解和权益保障是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伴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终将迈向智慧治理目标的新时代。     

行政改革的“内在悖论”:一个解释框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为例

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组织自身的变革,也即政府内部的制度变迁。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变革中,政府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改革对象皆处于政府内部,变革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密切,甚至存在相当大的"重叠",因而行政改革蕴含着难以避免的"内在悖论"。通过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创制这一案例的回顾,发现"负面清单"创设所面临的困境,恰恰折射出行政改革进程中的"内在悖论"。基于"结构-角色-行动"这一解释框架,认为行政改革"内在悖论"的形成机制在于改革过程所"嵌入"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的影响、改革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叠、改革过程难以避免路径依赖,以及改革目标存在模糊性等问题。尽管这种"内在悖论"不可避免,但通过推进基层创新式的"边际改革"、强化改革领导者的作用,有助于推进局部性的改进。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共谋行为”的运行机理及其治理

政府"共谋行为"是组织行为的逆向选择,在政府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其影响不容忽视。文章以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切入点,对政府共谋的内涵,政府共谋行为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联、运行机理等了系统的阐释,提出整合政府权责机制、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组织协调机制以及完善监督机制等政府"共谋行为"的治理策略,以期为治理该行为、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     

合作治理的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生成机制

当今治理问题离不开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讨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想形态是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合作治理的格局。因此有必要探讨政府通过何种机制可以推进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社会如何才能帮助政府改进治理能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依赖于一系列的环境条件:政府需要顺应社会规律小心翼翼地介入社会,以使社会良性发展;社会需要社会资本、自主性和参与的有机结合,才能成为政府治理的良好基础。而要使双方的互动走向合作关系,还依赖于政府与社会的自主性、双方互动的初始状况、互动过程的资源依赖情况以及微观的机制设计。     

关于精益政府的理论考察

精益的源头为二战后日本企业管理的"改善"思维,改善意味着改进。精益即"改善+创新",在改善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工作精进,不放过任何变革的机会。精益政府是对如何建设"老练的"政府、体现公共价值的政府的新思考,其核心在于始终围绕"人员发展"的目标施以变革,哲学理念是其重要基础,变革工具是其重要内容。该理论的演进经历了改善思想、精益思想与精益管理、精益政府三个阶段,描述了一个政府治理自下而上的变革路径,即从基本的、基层的、简单的治理流程改进出发,向上扩展到政府治理文化、领导力等"上层建筑"的精益化,从而带来政府整体的、持久的变革。     

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与时机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增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国"软实力",这是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能力和进一步扩大作用范围提出的新目标要求。全球治理是国际范围内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各人类组织,协同解决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生存发展质量的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属性、组织形态和国际认可度,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等相关国际事务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中经济实力得到不断积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明晰、国际事务参与意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创造了有利时机。     

信息化时代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空间的兴起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提供了重要动力,网络治理是顺应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应通过建设一个"强政府"和一个"强社会",做到"强强联合",共同合作、共同治理、共同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挑战.     

推进国家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规则的现代化

正推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是对"管理"的扬弃。在国家治理体系下,治理国家不再仅仅是国家机关的事情,各个社会主体都应当担负起相应责任,做到各尽所能、各尽其责。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方面,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向市场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把市场问题更多地交由企业等市场主体解决;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培     

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事件,从事件本身的内部与外部看都高度契合"风险社会理论"。政府虽然是风险社会治理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但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引导社会,还要依赖于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志愿服务有着广泛、平等、有效参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具有灵活、迅速、贴近群众的优势的同时,却还面临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组织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受制、缺乏有效沟通等困境。因此,必须从完善法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善制度环境、提升专业能力、基于"互联网+"志愿服务风险治理等方面优化志愿服务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从社会管理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内涵、逻辑及其方式的转换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际上将政治参与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升级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从治理主体、方式等方面深化了社会治理内涵。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于社会的整合、渗透,实际上经历了义务服从型社会管理、权利参与型社会治理历程,并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进一步升级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其变迁不仅折射了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更是暗含着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以及权力观的现代转向。     

协作治理是适合中国现实需求的治理模式

协作治理是不同于以科层体系为基础的传统政府管理的治理理念。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它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的参与、且成为真正意义的决策者,协作主体要共同行动且地位平等,但不排斥实际的领导者存在。在西方语境中,协作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国内公共事务管理模式,而合作治理则是国际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的语境下,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而协作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协作的理念切合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走向多元治理、政府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现实,比合作治理更有适用性,是中国遵循治理导向从而实现良好治理的现实选择。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是一个协作治理比较成功的案例。它形成了从问题触发、动员力量到协商对话、建立信任、过程承诺,再到取得中间成果并形成长期愿景基础上的依赖和共赢关系的过程,建立起了共识形成、行动整合、沟通交流和利益协调等协作机制,从而较好解决了松散型的集体行动问题。     

良性互动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

政府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天然矛盾,决定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身份和资源",决定了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渐进模式。在"强政府与强社会"前提下,力争政府与社会关系调节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及调节手段的科技化和信息化,无疑是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的未来趋势。     

NGO参与劳资关系治理:理论演化与研究述评

劳资关系治理理论演变路径揭示,劳资关系治理主体日益走向多元化,NGO参与劳资关系治理顺应这一趋势。关于NGO的作用效果与机制,已有文献研究表明,NGO对劳资关系改善具有许多正面影响,与工会、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产生相互作用,NGO的参与为劳资关系治理开辟了新的路径。     

基于社会资本的地方治理何以可能

地方治理不仅仅要受外在显性因素的影响,还同其社会基础密不可分。因而,作为一种方兴未艾和具有现实生命力的理论和方法,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成为地方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对社会资本之于地方治理的研究,不能三步并成两步走。忽略对社会资本对于地方治理重要价值的分析,而直接开出所谓的社会资本培育"药方",未必管用有效。社会资本对于地方治理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它为地方治理培育理性的参与主体、提供基本的运行机制、构建必备的参与网络。不过,在明晰社会资本之于地方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不能被所谓中国式的"社会资本"所误导。对于当前中国的地方治理而言,需要的不是"关系资本",而是需要崇尚信任、尊崇规范和注重公共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     

社会治理跨越与政府服务锲入

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相互协同协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从政府独治、督治,经过协商、参与、协同的探索,逐渐走向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模式转换,意味着社会独立性、主体性的逐渐到位。如果说,在协商、参与、协同模式中政府角色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在合作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将归于主体地位平等,这需要在实体范畴实现"倒置",即政府在理念中更新换位,在姿态上放下身段,在行为中创新服务介入,从而实现党的以人为本的政治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