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后发优势的实现机制

制度后发优势实现的核心问题,是正式制度模仿、非正式制度模仿及其关系问题。本文认为正式制度是可移植的,但又受到宪法秩序、关联制度、非正式制度等的内在制约。同时,非正式制度内在于传统和历史沉淀,其可模仿性就差得多,但在开放条件下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不可能封闭进行。制度模仿的过程,是新的正式制度与本土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与融合的过程,是引进制度的本土化过程。     

产业集群发展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与变迁——以广东南庄镇建陶产业集群为例

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交往中形成的,由伦理规范、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构成,它在产业集群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一个动态变迁过程。从对广东南庄镇建陶产业集群的变迁考察可见,在市场发展早期要素市场缺失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中企业家的出现和要素资源的聚集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集群中的人格化交易逐步被匿名的市场交易所替代,非正式制度治理经济交易的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并逐渐被正式制度所替代。     

试论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又称非正式约束,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世代相传,渐进演化,文化的一部分。它一般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持续性等几个特点。在现实生活中,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诺斯把它们分成三类:(1)对正式制度的扩展、丰富和修改;(2)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准则;(3)自我实施的行为标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起源与形成、可移植性、发挥作用与机制及变迁的速度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非正式制度的传播途径有家庭、中间组织和国家。     

制度环境与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交易的治理模式,是交易各方面约束制度环境的理性选择。促进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关键在于提高制度效率,遵循制度环境设计的基本原则,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适应、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制度多样性与制度系统性等;健全和完善各项专门的法律制度,以及产权制度、管制制度和金融制度,用互补性的制度合力规范发展。     

基于制度关联视角的产业园区制度建设——来自广东的案例分析

广东产业转移园区建设的政策体系设计是一项较为成功、历时较长且影响深远的制度建设探索。通过构建一个制度创新的关联分析框架,从共时关联和历时关联两个维度剖析了广东产业转移园区制度建设中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主级制度与次级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联关系,以及相应的路径依赖和制度转向问题;并提出要适时促进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有效协调、不断完善产业园区制度的次级制度、减少非正式制度在产业园区建设中的消极影响等政策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转型需要制度,制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独特的功能。惟有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创新,方能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创新,要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转化联结,明晰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变迁者的结构性功能,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环境建设。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分析

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西方国家近现代的政党思想就开始在中国传播。甲午战争后,国内开始出现了政党萌芽。自辛亥革命后,我国先后产生了几种政党制度,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功地生根发芽,并成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政党制度。文章通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认为：多党合作制度的成功源于它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匹配、协调、融合的制度均衡状态,而其他政党制度的失败则恰恰与之相反,多党合作制度的产生是中国近现代政党力量博弈的结果,而它变迁的轨迹则由于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的影响。     

论政府转型中制度选择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政府转型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制度变迁与制度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正式制度总是以其特有的本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正确认识非正式制度对政府转型的约束，是进一步推动政府转型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     

改革中两种制度安排的运行机制探讨

制度安排的两种基本形式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改革的初始条件界定和渐进式改革开放的选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由于转轨过程中新旧制度交叉期太长,两种制度安排已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发生了负面影响,阻碍了社会福利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必须进行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新制度主义观点看中国农民身份制度的变迁

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农民身份制度的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政府在认为预期收益将大于预期成本后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的过程。但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制度安排产生的惯性,使农民转换为市民的过程中仍遇到很多障碍。改革阻碍农民身份转换的正式制度,重塑非正式制度来推进农民身份转换显得特别重要。     

政治法中的非正式制度——基于中国商会政治控制变迁的分析

政治法可以通过国家法等正式制度形式呈现,也可表现为政治习惯、政治经验等非正式制度形式.近代以来中国商会政治控制的演化表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忠诚义务和党的政策,在转型中国政治法的表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些非正式制度都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在正式制度缺失时,它们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性制度,推动了政治法的运作...     

民办高等教育社会捐赠不足的制度分析

社会捐赠是民办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社会捐赠收入所占比例较低.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维度分析民办高等教育社会捐赠不足的成因,主要问题在于捐赠激励制度不健全、捐赠管理机制缺失、传统"差序格局"文化惯性的影响及捐赠意识有失偏颇.弥合民办高等教育社会捐赠不足的制度改进路径:加强正式制度建设,提高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力;加强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的协同运作.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地方政府制度供给——以山东为例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政府供给正式制度的保障和完善非正式制度。一切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维护交易各方利益的制度供给,都可以由政府来完善和协调。政府一方面要加快正式制度供给,另一方面要以正式制度协同非正式制度供给。以山东为例,阐述地方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对策措施。     

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与行政改革--韩国金大中政府行政改革的案例分析

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及其变化对正式制度的演变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本文以金大中政府公务员成果奖金制度、开放型任用制度的实施过程为实证案例,分析韩国社会固有的非正式制度对行政改革的约束作用,并提出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意识形态变迁和改革路径选择

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中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 ,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制度功能。作为一种人力资本 ,既有的意识形态并不会随正式制度的变迁而立即变迁 ,反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后发国家的改革路径选择及改革进程。意识形态能否实现与正式制度变迁的与时俱进 ,是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的理论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源配置制度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必然选择，它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重塑了资源配置活动主体，改进了资源配置信息系统，强化了资源配置动力机制，丰富了资源配置方式，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显现。但目前，我国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仍然过大，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甚至有可能锁定在“无效”状态，迫切需要制度创新。重点从三个方面入手：加快非正式制度创新，强化市场经济意识；加快正式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加快制度实施机制创新，履行国家宏观调控职能。     

制度失灵:我国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阻滞根源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我国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基本保障,二者客观存在差异与冲突是导致制度失灵的本源。制度一旦失灵将会直接导致我国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恶化,而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制约制度执行力。制度失灵无疑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阻滞的根源。要想实现我国女性公务员职业的顺畅发展,通过采取"促进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变,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建立适合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制度,形成导向积极的制度预期;营造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保证制度的执行力"等方法与措施对制度失灵进行有效治理,则显得尤为重要。     

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探析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对其转型动因较有影响的解释是S·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提出的五个观点,但这些动因只是对当时一些客观背景的简单概括和总结,并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针对俄罗斯的具体社会转型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从"因果论"的逻辑视角,提出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假说并进行证明,发现制度变迁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主要因变量,其转型动因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四个因变量的互动和叠加。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

经济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标准对全球经济整合的过程 ,可称为全球经济的正式制度化过程。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 ,经济正式制度化虽然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有其历史合理性 ,并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其它方面产生影响。但经济正式制度化是有界限的。经济正式制度化没有也不可能消灭以非正式制度形式存在的文化多样性     

组织创新中的制度改革: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变迁逻辑

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逐渐反映出中国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通过对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基层制度变迁具有一些值得考察的内生逻辑。第一,从阶段上看,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经历了功能缺陷、组织创新、机制形成与体制确认四个阶段;第二,从动力上看,城市共同体的"吸纳局限"与城市社会群体的"政治觉醒"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双重改革动力;第三,从局限上看,机制建设与体制确认之间的不协调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主要局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不是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投射,而是具有城市所特有的路径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