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政府建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时代治理模式迭代的科技驱动力。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数字政府已经超越单一领域发展阶段，迈入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发展阶段。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字治理生态逐渐形成，成为驱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各个子系统依存发展、协同演化的基础性机制。数字技术对政府、个人和社会发挥赋能、赋权、赋智等重要效应。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职能体系、打造公平普惠的服务体系、完善全链安全的保障体系、构建包容协同的生态体系，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     

数字政府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性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信息化发展时代趋势、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数字化时代,数字政府治理成为适应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新形态。数字政府作为现有信息化架构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政府运行模式,其治理效果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标准,也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础,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数字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探索数字政府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逻辑,构建数字政府整体性治理实践范式,结合数字政府治理的需求,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合理有效的方案,为政府治理创新拓展治理应用方向。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日趋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给世界各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为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途径。我国目前在科学化的政策制定、全程化的权力监督、网络化的协同治理、预防性的危机管理、精准化的公共服务等领域已开始推进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工作和实践探索,但智慧政府治理依然面临着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动态网络协同治理体系还未有效建构、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步伐迟滞、相关要素支撑不足以及平台建设远未跟上时代步伐等问题与挑战。为此,我国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发展必须重视智慧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创新动态网络协同治理方式、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探索智慧公共决策的路径、加强智慧政府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及完善治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污染防治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生态治理的困境日益凸显,因而如何推进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创新生态治理模式,提升生态治理绩效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逻辑来看,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传统生态治理必须实现价值、技术、模式和能力等多维度的重构。从现实路径来看,重点是完善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网络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协同治理平台,推进政务流程优化再造,加快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增强生态环境数据传感器灵敏度、智能传输、生态环境要素的预测预警、分析决策和处置能力,使作为公共治理资源的海量生态数据、现代数字技术与生态治理有效结合并转化为优化政府生态治理的“生产力”,系统提升生态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基于农民需求视角下的乡村数字治理研究--以河北省为调研对象

乡村数字治理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力引擎。基于河北省139份乡村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民群体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较为向往,并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党建、数字村务治理、数字公共服务、数字公共安全五个方面提出了新需求。政府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农民需求,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通过强化数字党建、配套保障、数字赋能、整体性治理等路径,完善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寻求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调适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为考察对象，依据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和效果的不同，可以总结出治理信息数字化—政务流程数字化—运行形态数字化的纵向动态演化链。建构“技术—制度”协同调适的分析进路，发现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演化阶段，呈现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的互嵌逻辑、“技术驱动—制度规范”的融合逻辑和“技术变革—制度重塑”的共生逻辑。面向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应避免陷入过度依赖技术的泥淖，注重发挥数字技术与制度机制的协同创新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三重路径

中国生态治理面临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多重挑战,如何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已成为重要课题。数字经济生态治理现代化对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信息技术支撑的环境治理、互联网+绿色生产与消费、电子化的协同治理是数字经济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三重路径。在信息技术支撑的环境治理方面,要利用数字技术建立环境数据平台、智能环境监控系统和环境预警机制等,提升数字生态治理的操作性和透明度;在互联网+绿色生产与消费方面,要制定良好的政策和法规,推行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理念,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在电子化的协同治理方面,要推动社会各界参与数字化生态治理,推行社会共治原则,发挥群众的力量进行数字化生态治理。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与结构转型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压力型动员体制下的行政发包和统合治理机制为主要特征的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官僚制(科层制)断裂和分税制条件下治权残缺以及职能异化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阻碍着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要按照现代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合理配置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的平衡,特别是中央与县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平衡,建立县级整体性政府,弥合断裂和残缺的治理结构,以此提高县级政府的协同治理能力。同时,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实行行政性分权,从而增强县级政府治理的自主性和活力,推进县级政府治理结构转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数字政府建设视域下公务员素养提升的路径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为建设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数字中国高水平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     

数字中国视域下国家数据管理机构改革的若干思考北大核心

数字时代,数字、数据及相关技术的发展驱动着国家治理方式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在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下,呈现出三个递进交叠的逻辑阶段,即从服务到治理再到统筹安全和发展的重心转移。与之相适应,国家数据管理机构的职能转变和治理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未来的数据管理机构建设中,应持续深化数据管理机构体系改革,统筹数据管理机构在横向与纵向政府间的职责设置,推动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实现数据公共价值的创造,强化数据管理机构组织能力建设,以及构建有力的人才支撑。展望未来,数字中国背景下的数据管理机构建设必将迎来光明的发展前景。     

加速构建产业数字化转型服务新生态

建构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撑服务生态是“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划任务，也是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北京数字经济发展全国领先，转型服务供给优势突出，但仍面临转型服务需求场景开放、大中小企业协同、转型公共服务精准度提升、转型要素优化配置及数据安全保障等系列难题，需多措并举系统建构产业数字化转型服务生态，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提供有效支撑，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

近四十年来中国政府运用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根据重要政策节点划分为三个政策阶段:“政府信息化”阶段、“电子政务”阶段和“数字政府”阶段。与电子政务相比,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核心目标上立足于推进治理现代化,在顶层设计上依循数据范式,在政策上将“对数据的治理”也纳入议题范围,在业务架构上日益趋向于平台化模式,在技术基础上正在向智能化升级。基于此,数字政府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为:在技术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技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在组织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协同与重构。正在发展中的数字政府表现出与过去所不同的重要特征,并由此带来政府作为一种组织的持续创新与转型,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革命。     

数字化：新重庆新引擎

<正>“面对信息化潮流，只有积极抢占制高点，才能赢得发展先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聚焦山东数字政府建设

<正>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前不久，山东印发《山东省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擘画了数字政府建设新蓝图。聚焦数字政府建设，山东将深入实施数字政府强基工程，全面打造整体高效的数字政府，为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     

黄河流域协同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破解

协同治理既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黄河流域各省(区)在构建黄河流域治理机制、注重生态环境治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效，但是仍存在治理机制缺乏整体协同性、生态保护缺乏领域协同性以及流域经济发展缺乏产业协同性等问题。因此，基于黄河流域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来推进大治理，需要继续完善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协同治理体系，实现黄河流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     

数字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数字治理体系和数字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数字治理能力将内嵌在国家竞争力体系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以新的技术手段和运行机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新要求提供新支撑。我国的数字治理还处在起步阶段,涉及数字国家治理、数字社会治理、数字城市治理、数字经济治理、数字文化治理与舆情治理五大关键领域,需要形成以国家治理为核心,行业自律、平台治理和社会监管广泛参与的立体化治理体系。     

构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路径研究

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正如火如荼开展，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是将“数字化”与“法治化”要素有机耦合的关键所在。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建设进入深水区，但在实践中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数量少、范围窄、内容滞后、收益分配不均等现实窘境，究其根本则是欠缺中央层级立法统率、碎片化立规比较普遍、数据权属界定模糊、监管主体不明、监管责任不清、法律责任机制缺失等情况。应当以顶层立法统率，厘清政府数据权属归属及数据开放共享范围、统筹“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等四级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建设、明晰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责、濡化开放共享理念进而激活政府数据要素潜能，为深化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的NGO转型规范研究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理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NGO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NGO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化、行政化倾向严重,官办色彩浓厚,NGO自主性、自治性差等。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下的NGO转型规范,必须推进政社分离、规范NGO的法制环境、提高NGO的治理能力,从而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新格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五维审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在中共文献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是首次。科学把握这一论断,可以从五个维度进行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维度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维度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反映了中共治国理政思想的新变化;从中国共产党转型的维度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重要标志;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维度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反映了国家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从中国改革历程的角度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反映了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