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治理能力评价——以新冠肺炎为例

优化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综合治理水平是现阶段我国面临的迫切问题。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背景下,结合政府治理现状和面临的新挑战,以国家、地方政府和基层为主体视角构建一套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政府治理水平和质量进行科学量化,评估其应对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管控效能,提高治理效率,可为实现新时代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价值引领——以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为例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舆情治理,不仅要有技术手段的保障,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精神支持和价值引领。思想政治教育若要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中把握话语主导权,就要做到:在话语的价值引领始点上做好受众信息收集和思想话语供给;在话语的价值引领重点上重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价值引领;在话语的价值引领对象上做好对受众的精准传播。同时,要做好话语语境转型中话语价值叙事方式的转换和创新,以及话语价值引领主体的自我成长和提升,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舆情应对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特点及应对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舆情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舆情演变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快速上升期、集中暴发期、平稳下降期和衰退波动期五个阶段,且具有快速上升期突发性裂变性强、集中暴发期热点更迭快、衰退期波动频繁等特点;网络舆情热度演变趋势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进展密切相关.基于此,提出网络舆情治理的对策,旨在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监测与治理提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完善——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参与单位、人员、设备等调配行动的步骤和纲领。文章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核心内容,借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成功经验,从事件管理、部门职责、物资储备、行政强制措施实施和资料收集管理利用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为今后编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提供思路。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及治理策略——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移动互联网时代,每逢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必然伴随有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网络舆情是处置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题中之意。新冠肺炎疫情是建国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网络舆情热度、烈度、扩散度、敏感度和破坏度也远超以往。在事件本身及利益相关者、政府、媒体、网民以及网络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呈现出井喷式发展、病毒式传播、对冲式舆论场、次生谣言层出不穷等特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启示我们,必须要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纳入国家治理层面考虑,采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差异化引导策略。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警察职能作用、实施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除卫生防疫部门外,公安机关成为很受关注的机关,警察职能实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重大卫生突发事件中,警察的职能主要有维护秩序、打击犯罪、实施交通管制等三种职能,但在职能实施中,因为立法滞后、执法机制不健全、行政执法行为存在执法过度和执法不当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应该完善警察疫情防控执法的立法,健全警察参与疫情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以进一步提高警察执法规范化水平。     

医科大学统一战线参与国家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研究——以广州医科大学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本文以广州医科大学统一战线参与新冠肺炎防控为例,着重从“大统战工作”格局制度保障、“医疗科研”和“疫情科学防控与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两个双向结合模式,以及资政建言、舆论引导、医学教育、社会服务四个角度,以实例为依据,展开对医科大学统一战线参与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实践探索的讨论与分析。     

数字技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用研究

数字技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与控两个阶段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但其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着数字化系统不健全、数字化技术平台壁垒、新技术企业参与不充分、数字鸿沟、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由此需要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实现平台互通互联、吸引新技术企业参与协作、促进线下线上合作、保护个人隐私。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推动数字技术更好地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发挥作用。     

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的产生、影响与控制

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往往伴随着谣言的大量滋生和迅速蔓延。谣言的恶性蔓延容易造成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政府的信息传播和可信度大大降低,容易煽动易冲动的人群,引发其他事件甚至大型群体性事件。谣言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正式官方信息的缺位。因此,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的控制主要在政府。政府对媒体的理性引导,一是要尽量做到“第一时间”的信息传递,二是保证信息的全面性,以防媒体对信息自行夸大或歪曲。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行政强制措施适用问题分析

不同于常态下的疫情防控措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强制措施,尤其是行政强制措施的启动更为迅速,措施也更为有力,同样,其行为结果也必然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更大影响,因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行政强制措施适用理应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规范和监督。     

突发事件中谣言的行政控制与法律控制

谣言历来是突发事件的伴生物,应充分认识谣言的成因及演变规律、负面效应及危害性。在充分尊重公民言论自由、放松信息规制、切实做到行政公开的前提下,可以合理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杠杆来控制谣言,最大程度地减少谣言带来的社会危害。     

单位内部突发安全事件防控应对分析

单位内部突发安全事件是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累积激化的结果,威胁到单位人员的生命安全。有效防控应对单位内部突发安全事件,应当构建沟通协调渠道,加强日常信息情报收集工作,提高预警能力,赋予安保人员治安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护安全与健康权法律保障探讨

我国现行劳动法规则和医事法规则没有明确规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护人员是否有权以安全与健康权受到威胁为由拒绝冒险作业,对此学界有不同的法理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护安全与健康权的法律保障,需要制定末日规则与正当理由清单,以奖励制度替代处罚制度。     

犯罪预防和控制中的见义勇为与政府责任

犯罪的肆虐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预防和控制犯罪既需要政府专门机关的尽职尽责,也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配合。预防和控制犯罪,尽管应当提倡、鼓励公民见义勇为,但是由于公民同政府相比较,无论是在防控的实际能力,还是在主观意愿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因此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任务在实际工作中更主要地应当由政府来承担。政府不但要担负起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主要职责,而且要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安全保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的产生机理和因应策略——基于一个历史比较和社会心理分析的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谣言的蔓延既容易引发社会性恐慌,又有损于政府公信力,极大地影响了疫情的整体性治理。阻遏谣言不能简单依靠多元主体参与辟谣,而需要洞察谣言作为群体性无意识活动背后的社会心理诉求和意识形态表达。整理汇集2020新冠肺炎2003非典型肺炎1910东北鼠疫和1894粤港澳鼠疫期间流行的谣言,通过建立一个历史比较的框架,分析和解释重大疫情谣言规律性重现的原因,即谣言的产生是公众世界观秩序被扰乱后的慌忙重构、公众意识形态的集体具象化和公众渴望深度介入公共事务的表达。鉴于此,谣言的治理必须建立在对谣言随疫情变化规律的掌握上,设置预防性前置性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多渠道多机制进行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