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特色行政检察

加强中国特色行政检察制度建设是坚持和完善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需要，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公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需要。新时代行政检察的范围主要包括三大类别：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行政判决、裁定执行和非诉执行的检察监督，以及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新时代行政检察不仅要注重监督人民法院依法进行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而且应注重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稳定目标的实现。     

检察公益诉讼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面向

检察公益诉讼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创新性制度设计，更担负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功能。2017年7月1日全面实施以来，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发展迅速，案件规模逐年上升、办案效果充分显现，在助力依法行政、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国家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实践中也存在对检察公益诉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认识不清、与其他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准等问题，制约治理效能的发挥。要准确把握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式、监督式、参与式的司法化治理特性。坚持公益性、谦抑性、有限性原则，保持检察权与行政权的边界；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深化检察与行政良性、互动、积极的工作关系；加强公共关系建设，提高公众参与实效性，推动形成协同共治工作格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独特作用。     

论政府法治建设中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政府法治建设成绩显著,并在逐步向良性化方向发展。由于我国依法行政的提出到实践时间还不长,政府法治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与依法行政的原则和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行政法治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都面临着挑战。当前政府法治建设亟待从转变观念、健全行政法制、调整和规范政府结构和权限、加强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创新行政执法机制体制、严格规范行政执法活动及强化行政监督等方面针对性的予以突破。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分析和实践完善

目前着力开展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还面临着认识不清的困境，有必要探究其内在逻辑以明晰其面目。理论依据要解决“为何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因应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具有深层次的实质法治、国家治理、检察功能、能动检察的动因和需求。制度定位实际是解决“为何能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依托行政诉讼监督开展，是行政检察职责的组成部分，属于工作机制层面的安排。实践完善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实践中已形成类型化的化解模式，还要探索和创新化解范围和方式，以期尽早实现规范化、定型化。     

论我国行政检察制度体系之完善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权力制约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经成为上至决策者、下至普通民众的共识。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最为庞杂,其中,行政检察作为我国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行政检察制度是由不同层次的具体制度构成的一个制度体系,行政检察作用的发挥需要体系内的各种制度之间的良好衔接和配合。新时代背景下,要注重行政检察制度的体系构建与协调,为中国特色行政检察理论研究提供科学的体系范畴,也在实践中不断推进行政检察制度体系的完善。     

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调查核实权之理论证成与体系化建构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调查核实权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理论和实务界对于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机关是否享有调查核实权具有较大分歧。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实现行政法律监督功能,平衡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之间"功能秩序",发挥维护行政公法秩序和救济公共利益最大制度绩效的重要手段,理应得到法律确认。为弥补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调查核实权法律依据之缺失,部分规范性文件尝试作出规定,但在适用中因违背功能适当原则而存在诸多弊端,不利于检察调查核实权在实践中展开。为解决这一难题,应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围绕功能适当原则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逻辑,从顶层设计出发,通过立法在行政公益诉讼领域确立检察调查核实权,并根据权力确立—运行—保障的程序机制,从权力结构、核实标准和强制性三个方面系统建构检察调查核实权体系。     

行政不作为的生成机制与法律治理路径思考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我国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行政不作为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与依法治国、执法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不作为呈现出多种新的表现形态。论文从行政权本位、政府机构职能交叉、部门利益驱动、权利救济机制不健全等方面深刻剖析我国行政不作为的生成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行政不作为的法律治理路径。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与法治政府的实现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来说在于行政机关要切实做到依法行政,遵循行政法治的要求。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化、法制化和理性化,需要建立健全中国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中国目前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通过确认并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行为的检察监督职能,是实现行依法行政和行政法治的必由之路。只有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检察监督作用,才能有效地缓解和消弭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权力"异化"而导致的"官民"矛盾和纠纷,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达至,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最终实现。     

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范围探析

作为研究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理论起点,检察权的法律性质有待厘清。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范围大体经历了起步、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而各地规范性文件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范围表现各异,处于各地各办的状态。针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主要存在范围边界不清、各种监督之间的界限不清、检察监督范围各异等现实困境,需要遵循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范围相适应的原则、勘定检察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边界、确定检察监督的具体范围和重点领域,从而促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实现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同步构建。     

当代世界行政法治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西方行政法治发展的二百多年间,伴随着行政权功能理论的变化和行政权力运行方式的改变,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了行政法治不同的时代特点,当代世界行政法治也体现出公私利益并重保护的价值取向、以行政程序法典化从而实现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变迁、法治精神所要求的行政手段多样化以及行政法治保障救济机制日益完备等发展趋势。     

当代中国乡镇行政制度:结构——功能透视

<正>乡镇行政制度作为乡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治理乡村社会事务的一套规则体系。其结构的有序性和功能的确定性,决定着政府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转以及乡村民众对行政系统输出的合理预期,进而影响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透视我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公益诉讼检察制度

公益诉讼检察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设计，彰显了其高度契合国家治理要求的独特优势。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实践探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效能的一个真实写照。公益诉讼检察作为一项新的制度，依然行进在积极、稳妥探索发展的道路上，也将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发展完善。     

善治视野下服务型政府的塑造——以国务院制定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条例》为例

现代行政法治要求政府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塑造,充分达到善治的功能。国务院制定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条例》凸现了在特殊情况下服务型政府应具有的现代行政法治的善治功能,及其能动积极、以人为本、面向未来等新的治理功能。     

地方政府治理的差异与平衡分析

行政管理创新是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手段,是弥合我国行政法制度与实践脱节的桥梁。但行政管理创新行为也对现代法治行政提出挑战,必须有法律保留原则、基本人权原则、责任追究机制来约束,同时应设计参与、自诊等具体程序,引导行政管理创新向现代法治迈进。     

试论依法治国与行政权力制约

依法治国与政府行政权力制约是现代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彼此依存的两个方面 ,法治下的政府必然是行政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政府 ,而政府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又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法治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 ,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建立完备的民主监督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严格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数字时代行政法治建设的困境与突围

随着数字技术对公共治理的深入参与,行政法治体系在应对法律复杂性、数据鸿沟、权益保护以及行政公平失衡等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在意旨与遵循层面,数字时代的行政法治建设应当致力于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实现,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要求行政权坚持人的目的属性,积极探索技术应用与制度建构的平衡。在实践层面,亟需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法律框架,优化公共治理中的算法决策机制,构建多方参与的法治化治理格局,并强化数字时代的行政法治意识,从而推动数字时代行政法治建设迈入新阶段,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型研究——以深圳“禁摩限电”为例

改革和现代化意味着治理常态化,但我国政府治理却常以运动方式进行。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常用手段,具有反应迅速、针对性强和治理效果立竿见影等优势,但却面临执法不法、管理缺理、维稳不稳等诸多诟病。运动式治理是政治发展不同组件有机作用的结果,现代化情境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型由支撑系统、动力系统、对冲系统和系统间连接博弈关系构成。通过案例检视发现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就是治理陷阱。随着行政权力行使日渐规范,机构设置逐步优化,法治民主不断进步,内生矛盾和外在冲击开启了运动式治理转型之窗。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要在规范权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复合型均衡治理模式,通过"脱嵌"和"再嵌"摆脱路径依赖,厘定政府治理边界,优化行政机构、程序和功能,增加常态化制度供给,推动法治和决策机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式转变策略,最终建立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推进了政治进步与社会善治。由于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始终无法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系,地方政府创新陷入了"内卷化"困境。推进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该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具体包括创新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和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机制、发展有效民主和践行法治三个方面。     

行政诉讼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

行政诉讼的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法治道路发展的缩影,见证了我国"人治—法制"、"法制—法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历史性跨越。行政诉讼是公民表达自己诉求和寻求救济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新要求,在行政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化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发展。     

行政违法检察监督的功能定位

新时代行政违法检察监督的实践探索,将检察监督范围从诉讼领域拓展至行政领域,丰富了我国宪法关于法律监督的具体形态。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监督者的角色定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严格执法理论的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贯通协调的生动实践,也是行政法律规范体系性解释的应有之义。检察机关作为行政争议实质化解促成者的角色定位,是对政法新兴话语兴起和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现实的检察因应,也是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外驱力量。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律统一适用助力者的角色定位,是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功能转型同频共振、实现从方法宣介向规则指引的转变,也是对行政基本法典编纂贡献的检察智慧。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新脸谱的摹绘及其进一步实践,能够推动国家层面立法的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