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

朱伟:(以下简称“朱”)箫功秦先生,一段时间以来,您一直在从事有关“新权威主义”问题的研究,而目前围绕这一课题所展开的讨论,正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您能否在此向我们介绍一下:“新权威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形态? 萧功秦(以下简称“萧”):对新权威主义,目前学术界尚缺乏一个比较一致的定义。我的看法是:新权威主义应当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原有的旧王朝或殖民统治宣告崩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一开始,往往直接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希望借助民主政体使国家走上现代化。然而,由于不发达国家内部现代化因素的贫乏,新建立的议会民主政体,无法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经济发展迟缓、教育水平低下、社会动乱颓繁,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陷入持续的危机状态。此时,这个政权的内部往往会出现具育一定现代化意识及行为导     

马克思早年政治哲学三题辨正

国内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早年先后经历了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三个阶段;他早年的政治哲学立场是卢梭式的民主主义立场;其哲学基础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命题。通过对马克思早年所有文本的研究,可以发现“真正民主制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批判才是马克思早年的理论活动的中心;而马克思的立场与卢梭等近代哲学家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虽然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但在官僚制国家与真正民主制国家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完全不同。     

民主乎?集权乎?——理论界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论争

近期,围绕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模式的选择,理论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即:关于“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论争。这场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国政治体制收革的理论构架和现实政治的目标选择,令人瞩目。现根据资料整理如下。上海《文汇报》1989年1月17日刊登了萧功秦、朱伟关于“新权威主义”的对话录。     

代议民主制的监督和制约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代议民主制是所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形式;而监督和制约制度则是代议民主制大厦的一块基石,是代议民主得以实现的保证。代议民主制的监督功能不仅包括议会对行政、司法的监督以及议会、行政、司法三者的相互制衡,还应包括公民对代议机关和其他权力机关的监督。社会主义代议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议制思想,他们的代议制思想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主题,即把人民监督作为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重要制度。     

俄罗斯政治转型与演变

作为前苏联加盟者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政治上长期实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集中领导体制和国家治理模式;而苏联解体后重获独立的俄罗斯试图与过去的政治彻底告别,以实现俄罗斯政治的彻底转型,其政治转型目标是以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模式.     

论权威主义的功能与发展前景

2008年世界各国政府在解决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中国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使得人们对国家（政府）又开始刮目相看,与此相应的是权威主义又有所抬头.对权威主义这一政治形态进行考量,可以进而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最初阶段所需要的政治模式.     

上海党校系统1991年学术年会召开

上海市党校系统1991年学术年会最近召开.年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去年12月下旬至今年元月初,各学科分头召开.其讨论的主题分别是:哲学组:1.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论经济与政治的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组:1.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2.搞活大中型企业;科社、法学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中国人民民主与西方议会民主之比较;党建     

正义与善——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目的论比较

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个人权利，个人的权利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正义。社群主义主张的是”善优先于权利”的政治伦理观，认为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高的善”。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政治目标的讨论上产生了分歧，而这种分歧也正是二者的争论核心所在。     

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逻辑与轨迹

政治转型是从传统的集权统治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曲折、复杂而且独特的中国政治发展似乎正在展示一条新的政治转型的不同路径,其基本内涵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改革,在坚持中求创新。从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倾向看,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并没有走东亚权威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也没有真正建立东亚式的权威主义统治模式。中国走的是一条优化政府治理与发展渐进民主相结合、相协调、相平衡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转型的成就与经验就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将超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权威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政治改革模式,开创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新范式,并对世界其他众多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新权威主义驳议——兼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

新权威主义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人们颇为关注的理论问题,本刊欢迎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踊跃参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新权威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应对

新权威主义是当下我国存在的一个重要社会思潮,其根本主张在于通过政治强权来发展自由经济。大学生往往是社会思潮最直接的接受者和传播者,难免也会受到新权威主义的影响。新权威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特别是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必须认清新权威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又谨慎地看待其消极影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引领大学生正确地认识与应对新权威主义。     

西方议会的历史地位、危机与改革

西方近代议会在使国家权力合法化、统治阶级意志国家化、权力运作程序化和政治过程公开化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演变,国家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事务职能的不断扩大,议会的传统权力和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相对削弱,议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权威性日趋下降.议会政治的衰落及议会改革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代议民主制的一大景观.     

有效性与传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有效性是传统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绝对主义时期和封建主义时期 ,以及欠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独裁主义时期和威权主义时期 ,有效性为传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来源。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关系的调整及原因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调整,主要体现在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关系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议会至上”的时代,政府听命于议会,议会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得力工具;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呈现出议会地位下降,政府地位上升的趋势;     

郭沫若与徐志摩诗歌浪漫气质的比较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是与人类文明史上的个性解放、情感自由的历史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自在自为的意义上被认为是绝对的、自由的、无限的。郭沫若与徐志摩是20世纪中国新诗创作中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文章从情感与想象,主观性写法,形式意境三个方面来分析他们诗歌浪漫气质的承继与连贯,以及他们对新诗创作的影响,通过对郭沫若与徐志摩诗歌创作特色的比较,展示出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的开放形态。     

略论当前国际人权领域中若干争论的焦点问题

人权问题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占据突出地位,为世人普遍关注。同时人权问题也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当前国际人权领域中争论的焦点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十个方面。一、关于人权标准问题西方国家有些人极力主张并大力推行所谓人权的统一标准和模式,声称:“对人权不容许有不同的解释。”这个所谓的统一标准模式就是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亦即政治上搞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经济上搞私有制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他们认为,只有符合这     

上海市新白领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

本文使用2011年上海市的一个新白领调查样本,探讨了收入分层、职业分层、主观认同三个维度对于新白领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的作用,同时也讨论了政治态度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发现:(1)收入分层与职业分层对于新白领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均没有明显的影响;(2)主观认同对于新白领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3)政治态度对于政治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效果,尤其是"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两个维度。     

美国的政治问责制

政治问责制是问责的一个重要维度,最早出现在议会民主制国家中。然而,三权制衡式的总统制国家也存在政治问责制度,但有着不同的内在机理和具体制度。美国的政治问责制共享了责任政治的基本理念,表现为总统就整个行政权对外独立负责,而各部长负辅助性责任。就制度而言,存在立法机关主导的政治问责制度和非正式的政治性问责制度两大类。     

反腐败斗争推动各国政治变革

近年来,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反腐倡廉的斗争。在意大利,“干净之手”直指显要;在韩国,“浚源运动”声势浩大;在日本,“金权政治”遭到重创;在巴西,当政总统中箭落马……国外所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有关国家较长时期以来政治结构和政治关系的矛盾积累所引发的起爆,同时又以激进的速度、变革的性质推进其政治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有的主要政治活动是从事议会活动和组织竞选,以此来影响社会的经济、政     

"统合主义"政府: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借鉴和吸收“统合主义”政府的治理理念和统治模式,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小政府、强政府”的治理理念对于加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行政效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政府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