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银行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探讨

时间银行是将“时间”作为一种可以储蓄也可以流通的货币，社区居民通过为别人提供服务赚取时间货币，未来自己需要时可以换取别人对自己的服务。时间银行在国内外的发展都与互助养老密不可分，在国内也被视作志愿服务的创新模式。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存在一些困境，比如城市社区居民的共生互助共同体责任意识较为淡薄，城市社区协同合作的共同体行动机制不够完善，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时间银行在实践中正逐渐呈现出应对上述困境的社区治理作用，一是促进营造共生互助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责任意识；二是助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社区治理实践平台；三是帮助实现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浅谈农村社区的治理与服务

农村社区是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居民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建设具有行政化、治理模式多元化和精英治理等特点。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存在着协调机制不完善、社区建设资金匮乏、公共服务水平低和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程度低等问题。应通过发展和完善社区民主政治、改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和提高村民社区治理的参与程度等,为农村社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而重塑由政府介入、市场参与、组织发展与居民集体行动构成的社区治理新结构则是其要点。政府是引导者、服务者与监管者，提供基础性社区服务；市场是资源的主要供应者，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的补充者与调节器，通过公益服务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社区居民是社区事务的参与者，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在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新治理结构下，依靠法治保障与科技支撑，多元主体民主协商、通力合作，进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比较视野下英、美城市边缘社区治理经验研究

围绕着如何实现边缘社区有效治理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在地治理"模式与"人本治理"模式的二元争论。而在英、美等国,边缘社区治理在模式选择上已迈入"整体性社区发展"时代,它是对早期过分注重社区物理空间改造的"在地治理"模式的发展和矫正。"整体性社区发展"模式仍然强调社区在贫困个体去边缘化过程中的枢纽角色,但它以内源性发展理念为指导,关注边缘社区及其居民的自我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建设;它采用整体性发展战略,将边缘社区问题放在城市与社区、社区和个体的整体性循环互动系统来处理,认为贫困社区及居民的去边缘化应该是在经济、社会、政治的共同去边缘化。     

协商民主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契合及实践形态

协商民主与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理论契合,协商民主主张通过对话实现共识,进而作出居民普遍认同的决策,其本身就是一种治理形式。为实现协商民主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各地已从协商治理要素的完善、制度资源的整合、党政角色定位及协商治理的形式、技术等方面尝试进行各种创新,协商民主将是我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必须看到的是,并非只有居民参与意识较高及参与能力较强时才需要发展社区协商治理,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完全可以在社区协商治理中不断获得提升。     

过渡型社区缘何难以过渡:社区公共性想象的迷失与重建——一项来自浙北梧桐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横亘于城乡社会之间的过渡型社区难以过渡到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既有实践与研究试图基于成熟社区治理框架重建社区与再造居民,却总是遭遇居民的消极抵抗,这需要深入理解居民的主体维度。过渡型社区中的居民社会想象并未局限在社区时空,而是依据长时段、跨地域的脉络认识自身环境和生命机遇变迁,其中奉献与补偿的国家伦理想象、陌生又自由的社区生活想象、享受又疏离的社区场景想象影响了各种社区治理结构与要素的落地。过渡型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应放弃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思路,由“己”出发探索社区公共性想象,在试验主义思路下完成社区治理体系建构与居民社会想象嬗变的弥合。     

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既是对现实社会变迁与民众需求变化的回应,也是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反映,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秩序与活力再平衡的重要举措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注重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以一种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社会团结机制凝聚社会建设多维度合力,其制度建设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将极大增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对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话语转变以及社会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锦标赛体制下基层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及整体性治理救治

在当今风险社会中,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风险偏好,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成为被关注的首选项.基层政府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就是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作为首选项而演变成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其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在于政治锦标赛体制.源于政治锦标赛体制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将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碎片化、部门碎片化、功能碎片化、服务裂解性等为特质的碎片化政府的形成,其治理策略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工具,以公民需求最大化为导向,构建协调与整合策略工具箱,建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实现基层整体性治理.     

“大联动+微更新”: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大栅栏样本

街区治理共同体是基于地缘界限、利益整合、情感联结和文化导向而形成的多元共治生命有机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突出优势。基于街区治理共同体理念,探讨北京市大栅栏街区“大联动+微更新”治理模式在主体参与、组织建设、文化创新和公共服务维度的嵌入式治理样态,分析其运行机制与治理成效。针对治理中出现的主体职能博弈、智慧化建设滞后、城市现代化与街区历史性融合欠佳、街区整体建设与居民个性需求协调不到位的问题,从明确“微职能”、更新“微技术”、加强“微创新”和整合“微需求”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从区隔到协同:后疫情时代下城市"双重社区"的韧性治理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采取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多地实现"双重社区"的强制交叠,有效阻断了疫情蔓延,密切了党委、政府与居民的联系,也极大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居民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双重社区"再次面临分离困境,社区治理将重回低参与、低自治状态.在后疫情时期,通过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区自治、健全法治保障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社区的韧性治理,促使"双重社区"良好互动并逐步趋同,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技术悬浮于社会：基于县域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但网格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社区社会时陷入悬浮困境,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行政主导的网格员选拔方式使网格员与社区居民的关联性减弱,信息上报为主导的行政任务挤占了网格员回应社区事务的空间,上级政府意志为主导的监督考核方式替代了群众意见。这就使得网格化管理过程中的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规则与社区居民主体、社区实际需求、社区群众意见没有关联,导致技术治理悬浮。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县域社会的“半熟人”属性,重视东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与治理需求的区域差异,并将技术治理充分融入社区自治。     

城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创新及其实践探索--以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情况为例

当前,基层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厦门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主体资源和权力维度不同,导致社区治理利益共同体的建构仍面临一些挑战,社区治理的方式实际利用情况不甚乐观。然而,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基层社区对于协同治理的精神文化培育非常重视,这为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制度化、信息化和创新化,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兴起——整体性治理在英国政府治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政府治理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和信息时代背景。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也是探究政府改革的学术前沿领域,因此,对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在英国兴起的时代背景,同时详细阐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般概念和核心特征,介绍了其实际运用情况,分析了它存在的障碍和缺陷,并对其前景进行展望。通过对其进行较全面的介绍,以期引起对这一理论模式的学术重视与探讨。     

社区自组织动员力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有效塑造

作为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社区所有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社区自组织立足居民自治基础上形成的社区关系网络,代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力量。在治理实践环节,主体角色、机制建设、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的症结性问题影响了自组织的能力发挥。治理效能的提升亟需不断提升自组织动员能力,促进社区居民有机融合,让其真正嵌入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塑造中,共同助推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的有效建设。     

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公司不仅仅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还应当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它集中体现了对公司本质的新认识、对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视,符合经济民主化的要求,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公司应当推行职工参与制度,有效吸收职工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作为主债权人的银行应该有限地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但供应商、消费者、社区与政府却不宜介入公司的内部治理。     

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关系研究的可视化图谱分析

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对社区共同体形成以及社区治理绩效有重要影响,社会资本理论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文章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比分析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关系领域的研究热点,从社区社会资本指标测量与定量研究、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研究以及社会资本在社区特定领域的影响研究等方面进行主题分析。国内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对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作用的肯定,或者是从微观层面验证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而缺乏有关社区资本与社区治理中层理论的建构。通过借鉴西方的研究脉络和创新成果研究,为我国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研究提供方向性引导。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在我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时期,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思路愈发得到重视。社区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社区文化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然而如何将文化治理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从治理的向度对社区文化进行具体操作,既从理论高度又从实践操作层面提供方案,成为我国社区文化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借鉴了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定义、历史由来、组织结构、社区文化项目类型、资金资助体系、评估体系等内容,提出我国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应注重多个领域多种部门共同参与、文化艺术形式多样、资助投入主体多元、监管评估体系精密等内容,以更好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构建社区文化治理模式,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