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公众参与决策问题研究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两方面的内容。公共决策机制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公众广泛参与公共决策,有助于培养其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塑造公共精神,提高决策质量,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当前,公众参与公共决策面临着文化、制度、技术和体制等多方面的障碍,成为影响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为了消除这些障碍,应该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强化能力培养和技术支持、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决策体制。     

转型国家的廉政困境、廉政变革及其启示

转型国家在大变革的进程中,面临着制度安排、治理结构、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调整及重建的艰巨任务。伴随着声势浩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进程,转型国家的廉政制度建设尤为关键和迫切,且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困境。这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滞后、政府和政党自律不足、政治秩序失衡及社会发展薄弱。腐败问题严重危害着政治稳定、资源分配、社会观念等各个方面,一些转型国家从强调法治的主导性、加强政党的先进性、推进政治的秩序性、保障社会的开放性四个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廉政体系。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廉政制度建设随之成为社会焦点和施政重点。结合转型国家的治理经验及我国的基本国情,要以政党为领导、法治为中心、制度为基础、社会为载体,继续扎实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制度体系建设。     

以制度建设推进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北大核心

制度建设在推进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中起着关键作用,能够为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凝聚强大的社会共识、供给治理智慧和方法。然而,民族地区治理中存在的“非均衡性”“非整体性”“非耦合性”等制度建设问题,成为民族地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阻碍。为此,需要立足制度主体的权威性与多元性的融合、制度内容的多层性与协调性的结合、制度供给方式的强制性与自发性的耦合,协同推进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     

探析现代化治理体系视域下的文化自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这包括运用国家制度推进文化建设,同时文化建设也是推进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工具。当前,我们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少挑战,有西方文化的挑战,有资本市场物化的挑战,有文化虚化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要通过文化的创造和创新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文化保障体系的构建

文化与社会治理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先进文化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现阶段我国社会文化保障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进程。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需要高度重视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综合运用包括文化在内的多种社会治理工具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通过培育公民文化、重塑信任文化、加强文化建设等举措建立完善社会治理的文化保障体系。     

网格化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新的议程

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发现从网格技术到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十余年的研究围绕实践变化不断拓展和深化,但对于当前面临的困境和地方发展的新趋势仍存在明显的限度。对此,应以行政权规制为核心,对于准入制、协同制、问责制和参与制等基础性的制度建构议题展开更充分的研究,从破解基层政府间分工与网格转型、网格综合平台建设中的行政权三分及网格化管理统合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等关键问题寻求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规范化的途径。推进新的议程旨在为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克服地方改革的现实张力,达成公共服务本位的目标,提供解释和规范的价值。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识别与路径选择——基于天津市调研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治理格局背景下,当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突出困境。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推进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对于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目标,具有基础性战略支撑意义。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以天津农村为"解读样本"的调查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在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参与途径、参与行为,以及参与机制和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的总体思路和推进路径,进行多维度探析。     

发挥村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耦合协同效应和作用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村规民约是推进农村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有效通道和新型载体,在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耦合协同作用。村规民约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中的耦合协同作用机理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多元主体之间的耦合协同;多种治理机制之间的耦合协同和多种制度工具之间的耦合协同。从这三个层次的耦合协同视角和分析框架出发,深入研究当前村规民约建设面临的问题,有利于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施路径。     

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秩序发展与活力培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制治之旅",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在秩序发展方面,要聚焦制度优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制度执行力、创新人才制度和协调多元秩序,更好地发挥政府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专业秩序的功能,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在活力培育方面,要促进"四化"协同,不断推进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智能化治理和专业化治理的协同,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成员的活力。只有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处于"序""义""利"交汇点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制度、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匹配度,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实现人的共生共在。     

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伦理的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呼唤制度伦理建设。依据制度在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领域,制度伦理体系由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以及政治制度伦理、经济制度伦理和社会文化制度伦理三个方面内容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伦理建设目标与主要内容为制度正义、社会效率和社会秩序。制度正义是实现社会效率与构建社会秩序的制度基础与前提,社会效率是制度正义与良序社会的物质承担者,良序社会的构建是制度正义与社会效率的出发点与目标,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社会治理制度效能提升的三个着力点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显著优势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中的三个关键要素,党的领导、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是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着力点。应以基层党建为抓手,不断提升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领导力与组织领导力;以协商机制建设为突破口,切实发挥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的整合作用;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为原则,落实科技对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这些举措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和定型。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完善和发展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那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的现代化,因而,完善与发展制度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此意义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已然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而     

理性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把尊重人权和保障民族发展权作为其所要实现的最重要的秩序目标;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实际上已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代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并为民族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必须正确认识民族地区走向社会善治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民族区域自治的与时俱进必须注重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合作型政府建设。     

浅析新形势下现代学校制度的建构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是当前我国学校教育改革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对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行学校制度面临制度安排滞后不适、制度执行不利和制度环境缺失的困境,因此,应从政府层面的正确处理政校关系、学校层面的优化学校内部治理制度以及社会层面的构建和谐的学校—社区互动机制三条路径来构建现代学校制度.     

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事件,从事件本身的内部与外部看都高度契合"风险社会理论"。政府虽然是风险社会治理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但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引导社会,还要依赖于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志愿服务有着广泛、平等、有效参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具有灵活、迅速、贴近群众的优势的同时,却还面临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组织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受制、缺乏有效沟通等困境。因此,必须从完善法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善制度环境、提升专业能力、基于"互联网+"志愿服务风险治理等方面优化志愿服务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     

治理现代化场景下复合型协同治理及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了治理概念区别于西方治理概念的新内涵,也建构了协同治理鲜明的理论和实践特色。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的协同治理是一种复合型协同治理。协同治理的复合特性主要包括"中心+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结构性复合、协同治理外延的"属"+"种"应用复合、协同治理类型"内部协同+内外协同"的系统性复合、协同治理实现路径"制度化"+"效能化"的整体性复合等。在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协同治理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也面临一定挑战。在路径上,应紧紧围绕治理现代化建设加以实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中,完善协同治理配套制度,推进协同治理走向制度化;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立足机制建设,提高协同治理相关制度执行力;坚持数字赋能、文化赋能,优化促进协同治理活动生成和实现的条件和环境。     

再综合化：常态与应急态协同治理制度体系研究

基于社会形态特征的学理性分析以及常态和应急态下的治理行为特性比较研究发现,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是实现跨阶段协同的重要基点,需要围绕多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同决策、协同规则、协同行动、监测评估等过程要素进行系统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多要素多环节多情景的协同治理结构;深化结构性改革,完善政府组织制度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健全机制为抓手加快制度性协同创新;强化制度保障体系建设,为协同治理赋能;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协同体系。     

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应对与化解社会风险不仅是各级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更是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就江苏地区而言,应对社会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为实现江苏社会风险预警"生命至上、预防为主、政府主导、群防群治、管理创新、制度保障"的战略构想,应对化解面临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江苏社会组织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实现社会风险的多元治理。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