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双向发力主旋律 做好协商议事大文章

正自2020年开展"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以来,南通市政协民进界坚持将"基层有呼声、协商有根据、落实有成效"作为协商议事立足点,精心组织,深入实施,做好"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大文章。一、立足"商量对",科学确定协商议题议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协商议事的成果和影响。一是紧扣中心选题。围绕党政中心工作,结合市政协年度重点协商议题选题。二是聚焦重点选题。聚焦事关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和能力提升,聚焦民生民心民情重大事项,聚焦领导关心、     

协商民主驱动基层群众自治——以上海市长宁区华院居民区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运用。基层治理主体可以通过搭建协商平台,挖掘协商议题、创新协商机制等做法来形成协商闭环,推动基层群众自治,提升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     

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杭州市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分析

协商民主是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弥补政治权威合法性不足的重要形式.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撤镇建街"成为了基层治理需要面对的重要制度变革.但乡镇改制街道后,乡镇一级原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复存在,街道层级党员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剖析杭州市余杭区为弥补这一制度断层创新实施的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可知,街道民主协商虽不是对原先乡镇代议制的制度性替代,却可以形成功能上的"代偿".由于城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进展,而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的创新在形式和功能层面,杭州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具有很高的可复制性,或可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基层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协商民主: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模式——基于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

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表明,协商民主能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的协商、沟通机制,而且还能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但是,在思考城市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实践之间的关联时,必须要看到,城市基层治理所需要的是协商民主而不仅仅是协商的手段或方法,即必须使协商民主成为一种民主模式,进而使之成为政府与公民合作时不能忽视的一种机制。     

现状、问题与路径: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探论

基层协商民主机制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切入点,是加快发展人民民主的推动力,也是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形式。多年来,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取得了很大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需要不断完善协商性党群治理机制、参与决策机制、合作机制、利益协调与矛盾调解机制、平等对话机制、法治保障机制等各种相应的运行机制,以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中村级议事协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制度、程序三维视角的思考北大核心

村级议事协商作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具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拓展民主参与渠道、提升协商民主质效等重要价值。从主体、制度和程序的逻辑分析框架看,当前村级议事协商存在参与合力不足、制度不够精准和程序运行低效等现实困境。为此,要推动村级议事协商从问题解决到主体能力提升的功能性转变、从宏观的制度安排走向微观统筹、从形式上的程序理性走向实质有效,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治理新动能。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价值意蕴、潜在风险与规避策略

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应用，为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维度释放出了巨大的价值意蕴。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同时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如爆炸式的议题增长、去中心化导致精英俘获、崇尚数字从而产生算法黑箱以及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忽视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既要充分释放技术效能，也要合理规避其潜在风险，需要在议题规范、主体参与、协商程序机制以及共识决策反馈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由此，更好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论基层协商民主的“和合”意蕴

基层协商民主是当下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路径。台州公民意识觉醒较早,有着较多的协商民主实践方式。从民主恳谈、学生议事等实践范式来看,台州基层协商民主无疑到处浸染和渗透着"和合"的理念与精神。协商中的愿景治理体现着"和合"的目标走向,协商中的过程论辩构成了"和合"的存在形态,协商中的诉求兼容凸显了"和合"的内在要求,协商中的命运共识指向了"和合"的价值旨归,协商中的思想融合成了"和合"的终极追求。可以说,本土化的协商民主实践范式兼具了"和合"所有的特征。同时,"和合"的特殊质态,又催生和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对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保障民众权利及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原有治理制度滞后、社区原有治理机制不畅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重要实践动因。地方探索形成的"协商共治体系""民主协商议事会""分层民主协商"等社区协商治理实践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期,保障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的运转关键在于:突破协商主体的封闭边界及其他束缚,使多元共治精神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商机制及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法治化与制度化相统一,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增强基层社会自组织力量,夯实协商治理运转的社会基础及社会资本;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融合理念,以协商治理促进人的发展。由此,使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如何将多元共治精神真正植入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还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     

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民主意涵、生发机制及路径选择——以浙江为个案的思考

近年来,协商式治理模式在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地乡村侧重从决策、管理与监督等不同层面积极探索乡村协商式治理新形式.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当前乡村治理变革得以产生的根本动因,而基层政府的适时推动则决定着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制度绩效,这也决定了当前乡村协商式治理创新机制所具有的内在限度.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我国悠久的协商思想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了政治文化之基,而新时代则赋予了基层协商民主以新的内涵和实质。基层协商民主的演进发展之路,不断凸显出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体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有:坚持党对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导,更好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强化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执行力;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自信宣传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参与基层协商的意识;建设高素质基层协商人才队伍,为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人才支撑。     

包容性协商：中国社区的协商系统模式与有效治理趋向——以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为例

包容性协商概念是从中西学术争论和中国实践困境中提出,并在已有五种理论源流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建构的。作为现代治理新理念的包容性协商扬弃了包容性民主和协商系统论,是在治理中由多元主体尤其是公众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平等表达方式参与协商以解决利益关联性问题的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协商的主体、场所、实体、传播、决策、执行等要素和过程都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在社区协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群众性表达方式和参与性治理方式。基于对全国第一批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的剖析发现,无论是"1+N+X"的协商组织架构,还是"五步五单"的协商议事流程等都具有鲜明的特点,而从国际上最新概括的协商系统六要素出发识别,其社区协商具有整体的包容性。包容性协商既是对西方相关民主模式的超越,也是对中国协商系统经验模式的概括;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一些地方的城乡社区会产生协商共治和有效治理的局面,也将成为我国城乡社区有效治理的模式和趋势。     

中层设计: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探索——对成都彭州市社会协商对话的考察

协商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从协商到协商民主,标志着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成都彭州市开展的社会协商对话,构建了县、镇、村三级联动的社会协商机制。这实际上是以县为单位,在国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顶层设计框架下的中层设计。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应纳入中层设计的现实考量。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需要顶层设计使其高屋建瓴,中层设计使其切实可行,基层探索使其落地生根,并在动态设计中不断完善协商民主制度。     

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利益诉求趋向多元化,基层民主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取向。选举民主在我国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同时,在基层治理中,选举民主也暴露出诸如侧重于民主"准入"程序、忽视程序之后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等问题,这难以保证人民群众广泛平等常态化的民主参与。而协商民主可以让人们平等、自由、常态化的参与,通过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程序的设计、协商人员的吸纳及协商过程的控制,实现多元权利和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些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吻合,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要点是在制度设计中把党的领导置于关键位置,广泛吸纳优秀人才、社会资源,扩大党组织的有效覆盖面。     

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商民主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基层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协商民主对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价值诉求契合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目的。协商民主凭借其平台多样性、参与广泛性、过程包容性和程序规范性的特征,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确保协商民主真正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切实需要可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措施,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要保障。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 ——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