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成效明显

近年，中国商银行河南省分行认真贯彻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及总行关于反腐倡廉工作部署，连续两年实现“零”发案，在河南省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连续两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去年被总行评为全行纪检监察工作先进单位。     

信用监管护航数字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强化以信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市场监管。信用是数字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离不开信用监管机制建设。     

宪法作为方法:国家治理体系视野下的特别行政区与“一国两制”

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要求超越以基本法为中心的解释框架，以宪法为方法，实现对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一国两制”方针的宪法纳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纳入，既体现为宪法序言在历史事实层面将香港重新纳入中国主权范围，也体现为宪法条文在制度规定层面将特别行政区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基于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规范性纳入，将宪法第30条和第31条作为一个整体，有助于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内重新定位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地位。从宪法确立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二元行政区划出发，第31条规定的涵盖范围不仅限于香港和澳门，而是为更为一般性的“特区制度”提供了规范基础，相比基于基本法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有更为广泛的规范内涵。国家治理体系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不同于两种社会制度意义上的“一国两制”，是一种超越具体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方法。     

一人公司与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信用法律中的暗合——以人格信用和财产信用的互动调节为中心

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和核心，企业的信用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鉴于我国目前市场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的信用秩序混乱，失信行为屡见不鲜的现状，本文拟以一人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与现行公司法律制度分离与融合的原因为视角，比较分析两种企业法律制度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中暗合的根源，为两种企业法律制度找到他们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商事信用理论基础。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考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新部署,并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新论断。这一论断实现了从“社会建设”到“国家安全”的发展和跨越,深刻蕴含着从“一体”到“总体”、从“微观”到“宏观”、从“制度”到“价值”、从“静态”到“动态”的多维跃迁。然而,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依旧存在着结构性、机制性、制度性、本土性的难题,成为改革创新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从党组织建设、主人翁角色、政府职能、智慧治理等方面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方案,从而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治理体系,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环保督察制度运作机理与效用逻辑探析——双轨耦合的分析视角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推动地方落实环境保护责任、改进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环境督察全过程，在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科层-运动”双轨耦合的分析框架，观察中央环保督察在J省的具体实施情况。研究发现：环保督察呈现出科层与运动混合化的治理逻辑，环保督察前期科层组织体系对运动式治理要素的“吸纳”，环保督察整改过程中科层与运动的“共生”以及环保督察结束后二者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调适与变化，有效提升了环境治理效用。双轨耦合治理逻辑下的环保督察，发挥出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双重优势，既为地方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动力来源，又保障了其组织规范，进而实现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的双重治理目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反腐的历史变迁——基于中纪委工作报告及相关制度的文本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制度建设惩治与预防腐败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反腐败策略。对1982年至2018年中纪委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显示,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总体上经历了"斗争—建设—治理"的模式变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兼容性、实效性逐步提升。对相关制度文本的发文主体、内容和引用关系的分析表明,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央权威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但多主体合作的协同性特征日趋明显;反腐败制度的侧重点从对个体的道德约束发展为对权力的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优化和派生制度的拓展同步推进,制度体系的结构不断优化。制度的贯彻落实从单纯依靠自律向自律他律并重转变,执行主体和监督责任界定日益明晰,多部门协同推进制度实现渐成趋势,制度体系逐渐呈现系统运转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容体系、内在结构与基本功能

中国之“治”源于中国之“制”,“经国序民”在于“正其制度”。从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制度现代化,而国家制度体系的关键又在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发挥着主轴性和支柱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迎来新一轮“制度转向”,政治制度建设提速增效,更加成熟定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系统提炼和拓展完善,从学理上进行理论更新已成为国家治理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从内容体系、内在结构和基本功能切入,以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为总体框架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实践发展进行了重新梳理,并从规律结构、价值结构、层次结构与逻辑结构四个维度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结构进行了理论阐释,进而指出转化与载体功能、协调与稳定功能、动员与整合功能、代表与回应功能、规范与治理功能以及激励与创造功能等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功能。     

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再思考

党的十九大关于推进诚信制度化建设的要求加快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进程。在进一步思考关于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层问题时,应当注意到,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在国家层面上变成一种政治行为,进入政府与社会、公民相结合的实际操作阶段。为实现我国信用秩序的根本好转,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视度,并真实地把信用体系建设的主旨放在为人民着想、为人民谋利、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中构建政府、社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理清劳动关系、行政关系,明确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个人行为的责任和义务,把民生大计与社会信用关系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战略整体。同时要懂得,信用文化是连接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桥梁;发现和弘扬诚信文化,是向信用社会、信用国家建设迈进的思想武装。     

推进“价格诚信”建设中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确立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的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的要求。其核心就是“以诚实守信为重”，建设诚信社会。价格是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格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积极探索并加快价格诚信体系建设，对于加强和改善价格管理，促进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必须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有助于推动科学决策、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公民自治。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在于“契合度偏差”,即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认知、运行监管、组织能力和资源支持尚未能很好地契合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需求。要走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契合度偏差”困境,就必须优化制度环境,从价值认知、监管制度、能力建设、资源支持等方面下功夫,使社会组织成为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充满活力的市域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依据与实践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内在要求，是百年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新征程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诉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仅有助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而且对于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要在健全“两大体系”，完善“两大机制”，突出“两把利器”上下功夫。     

社会信用立法的功能定位与核心问题

社会信用立法面临着功能定位不明确、技术回应不明显、实施立场不准确等比较突出的问题。社会信用立法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语境下的道德立法，通过将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在“良法善治”意义上的统一。大数据技术为社会信用立法提供能力支持，使之成为可能，并因全样本分析、反模糊反匿名、自身膨胀等技术特征影响社会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和使用，立法中宜确立“全面采集”“原则公开”“安全使用”之原则。实践中“泛信用化”惩戒乱象表明社会信用法律的规制功能与激励作用间的内在逻辑失调，一方面应明确激励型法的规制功能，引导逻辑思维和意识形态融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应坚持法律规制功能的激励导向，即便是失信惩戒也具有激励作用，主要表现为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适用。     

尽快建立信用标准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入，信用服务市场快速发展和信用产品不断丰富，亟须建立统一的信用标准体系作为支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刘贵生建议加快建立信用标准体系，采用标准化的技术和手段，引导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康发展。     

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及政府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化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决定着政府在文化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情要求，党和政府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方面是“元主体”，要承担“元治理”的责任。具体到文化治理，政府的基本职责应该包括：架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保障和实现国家文化需求；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和发挥“社会”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     

信用立法之法理分析

社会信用立法问题是社会信用体制搭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信用立法为市场经济运行下的信用体系提供法律依据与制度保障.因此,社会信用立法问题的研究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与紧迫性.从法理上分析,信用立法在模式选择上有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两种路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向、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权限划分方式.建立信用立法体系,应由全国人大率先制定信用基本法,严格授权立法,建立严格的征信监管法律责任制度,坚持信用立法的可诉性原则.     

“救火式”治理主要症结与制度出路——基于风险防范的视角

从风险防范视角来看,“救火式”治理现象,有政府参与治理的价值取向、预防文化、能力建设、配套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加强治理体系的整体设计、政府和人的能力规范化建设应成为完善治理体系架构设计的重点;在治理工具选择上,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通过在治理中导入风险管理来完善自身的治理体系,全面政府风险管理制度设计应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对我国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

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党中央职能部门，这意味着党中央不仅要直接领导社会工作，更要直接管理一些重要社会工作。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经历了从探索初期到逐步建立专业教育体系，再到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阶段。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是新时代党应对复杂局势、推动社会整体治理的必由之路，将社会工作与党的工作联系起来，进一步拓宽社会工作的本土发展路径，优化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环境。社会工作要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参与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本土进程，需进一步提高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水平，充分展现其在制度优势框架下的社会治理效能。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守正创新构建科学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问题,总结和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势,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制度体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当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启动现代化到全面实现现代化,再到成为现代化强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关键变量。如果缺乏稳定有效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会落入“陷阱”。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组织架构,提供一整套科学、完备、高效的制度体系,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体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