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人地城镇化协调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财政改革始终内嵌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构建“政绩压力—财政分权”的分析框架，对土地财政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理论解释，并以2002—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财政对人地城镇化协调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政绩激励”构成了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占用土地的根本因素，“土地、财政、政绩”三位一体的模式正好契合了地方官员追求政绩与财政收入的双重目标；土地财政与人地城镇化协调呈现双向互动的影响效应；中部地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比东部地区更强，并且土地财政对人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抑制效应也更深；人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还受到工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正面驱动，并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此外，城乡收入差距也受到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以及地区经济开放程度的影响。这对于进一步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完善政府绩效考评机制、推进“人口—土地—产业”要素之间的联动发展、构建地区差异化的城乡发展政策体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测度——来自东中西部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协调耦合度模型,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两个角度探讨我国东中西部城镇化过程中二者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变规律以及区域差异,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协调耦合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实际发展水平仍然偏低;(2)东中西部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3)东中西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区域差异明显,东部人口城镇化领先,中部土地城镇化较快,西部土地城镇化超前,不利于全国综合协调耦合度的提高。基于此,应优先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与财税制度改革,继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并配套GDP考核机制及产业政策改革,从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积极突破制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实现二者良性发展。     

城镇化建设不能只要地不要人

当前,我国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发展失衡,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这主要是受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二元户籍制度和不彻底的分税制改革等因素的影响。要有序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就要“对症下药”,加快推进户籍、土地、税制等相关制度改革,同时也要在此基础上挖掘更多释放人口城镇化空间的措施。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城镇化的实质是减少农民，增加市民。城镇化进程不仅伴随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同时伴随土地城镇化进程。减少农民需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增加市民需要改革现行的城镇土地制度，土地制度改革是推进城镇化的基础与核心。     

谨防人口城镇化的“表象化”——以河北省为例

人口城镇化的表象化和复杂化共同影响新型城镇化质量,土地城镇化的功利化和闲置化并存阻碍新型城镇化进程,人口与土地两种生产要素资源错配制约新型城镇化效果。应加快流动人口融入城镇,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程度,建设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     

“被城镇化”背后的土地问题调查

正长期以来,代表城市扩张的土地城镇化速度,远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一大顽疾。近年来,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快于人口增长的势头仍在进一步放大。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靠行政命令、搞运动式,但一些地方层层分解、相互攀比、调整口径,存在人为推高城镇化率数字乱象,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与质量持续提高。同时,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三权"有偿退出渠道不畅,土地市     

宏观经济决策引导与人的城镇化

城市化进程中，各国城市社会系统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引导下，都经历了由失衡到重新平衡的发展过程，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还存在着土地城镇化过快、人口城镇化滞后、城镇内部新二元结构矛盾等问题。户籍管理制度、土地配套制度、财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城镇化问题的主要政策成因。通过理顺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关系、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城镇体系、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充分发挥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引导功能，以实现人的城镇化发展。     

新型城镇化要向质量看齐

城镇化涉及到居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涉及到"人、地、钱"等资源要素在农业和非农产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合理配置,因此要努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使城乡居民公平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提高城镇化质量,需要从单纯城市化转向新型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创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使城乡居民公平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地流转的三个重要问题

农用地流转涉及产权明晰、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变化以及土地市场、经济增长等各个要素,需要明确相关问题,调整相关制度。针对目前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文认为,明确土地承包权主体、谨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调整与完善土地制度等三个问题,是涉及农用地流转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着农用地流转的成效。妥善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法律法规支撑、政策调整与实践落实。     

中欧城镇化进程的共性及差异性研究

中国与欧洲在城镇化进程中均存在着需要解决的“城市病”、资金、人口转移、公共服务保障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中国与欧洲城镇化在社会转型任务、资金来源、政府主导模式、人口转移规模以及经济增长认同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需要借鉴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一体化机制、就地城镇化为主导的模式、农民市民化的实现途径、可持续公共服务体系以及以人为本、因时因地制宜的城镇化路径。     

都市圈背景下产业新城发展的逻辑、困境与对策北大核心SSCI

都市圈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和区域一体化的主要空间形态,围绕都市圈中心城市布局建设的产业新城是推动城镇化进程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产业新城从规划设计、产业发展、城市建设运营以及合作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这种发展模式对如何更好地处理城镇化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作出了有益的理论回应。当前,产业新城仍面临产城融合、新旧产业接续、新老城区共建、反磁力机能构建、体制机制供给等方面的制约与困境,有必要紧扣发展战略,通过整合创新资源、发挥联动效应、强化城市功能和创新体制机制,在规划布局、产业体系、协同发展、反磁力机制构建和要素保障等方面着力,从而推动都市圈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基于脱钩指数和LMDI模型的黄河流域能源低碳发展研究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一带一路”陆路通道的关键地带，沿黄河流域城市的工业发展主要依赖能源的生产与消耗，实现经济、能源、碳排放三者协同发展是尽早实现黄河流域“双碳”目标的关键。本文测算黄河流域9省区2010-2019年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借助脱钩模型分析各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状态，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分析能源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9年间，黄河流域整体碳排放量呈现上升趋势，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具体到各省区，青海、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的碳排放量逐渐上升，甘肃、四川、河南、山东的碳排放量随时间变化不大；内蒙古的碳排放强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余省区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脱钩状态方面，黄河流域整体脱钩状态相对不错，甘肃、四川、河南的脱钩状态均为强脱钩及弱脱钩，比较理想；影响因素方面，经济增长是黄河流域能源碳排放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与人口规模对能源碳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引起的碳排放变化为负增长，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引起的碳排放变化为正增长。     

“双碳”目标下湖北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特征和核心要素研究

按地理地貌细分区域，选取绿色全要素投入和产出指标，对产出碳排放量测算，运用SBM模型和GML指数，对湖北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再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选取技术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等指标对影响湖北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心要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双碳”目标下，湖北省年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时序看呈振荡波动变化状态，区域空间分布不均衡，差异特征显著，且机械化程度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等核心要素决定着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综合核心要素及区域差异特征分析，建议提高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加大农业技术创新力度，以要素减量增效为重点，降低农业碳排放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策略全面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遭遇“半城市化”困扰

他们的职业是工人，身份却是农民；他们没有土地，在城市却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他们徘徊在城市的门口，成为对中国推进城市化构成巨大挑战的“半城市化”人口。专家表示，“半城市化现象是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     

本刊评论员曹秋秀：首先要让农民脱贫致富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对贫困地区而言．城镇化首要任务是脱贫致富，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琼海市按照“不砍树、不占田、不拆房、就地城镇化”的“三不一就”发展策略，“打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琼海”，做出了有益探索其本质就是在保留本地生态和尊重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前提下，通过发展本地特色产业，建设特色风情小镇，实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省委书记罗保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区域特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本文利用天津市1990～2005年的数据计算了天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分析了其结果，然后研究了天津市的区域特征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天津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与外商投资、工业聚集度和城市化水平有显著关系，而与国企改革和基础设施水平无明显关系的结论，并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统筹五大要素是城镇化改革关键

我认为城镇化的要素不仅仅是人地城，我总结有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业”就是城市一定要有产业支撑。 人的城镇化是要花钱，现在户籍改革，城市政府对户籍改革的积极性不高，因为是花钱的。地的城镇化是赚钱的，过去经济发展方式中，土地红利在城市建设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制度安排的政策选择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还是"农民城市化"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然而,土地制度安排是城市化发展历程中政策选择最为核心的"基石"。因此,深入剖析国家对农村土地制度政策选择变迁过程,发现"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城镇化土地利用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矛盾;土地集体所有制中期,农业国向工业化推动是城镇化的动力源泉,部分农业用地和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一定收益,后期,土地作为利益分配的工具成为新型城镇化政策选择。     

数字金融、居民消费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等对2013—2020年中国数字金融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和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通过使用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更换样本期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拉动居民消费是数字金融赋能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其中主要是生存型消费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通过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并且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空间溢出性。     

台湾光复后农村城镇化历程探析

农村城镇化除了通过从农村到城镇的人口迁移这种路径来实现之外，还有“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的途径，将农业生产纳入现代产业体系，用具有经济合作性质的农民组织将农业与现代产业接轨、与市场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