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关联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运用结构分解技术，对台湾地区产业的总体结构关联效应以及三次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结构关联效应进行静态及动态分解与研究，进而探索提升台湾产业结构关联效应的路径。静态考察表明，台湾产业结构关联效应总体上显著弱化；三次产业以及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成长能力和关联水平均大幅下滑，并以第二产业最为显著。动态分析显示，台湾产业成长高度依赖自生机制的作用；目前第二产业以及多数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成长机制未能驱动产出高水平增长。台湾产业结构关联效应问题，既有自本世纪以来第二产业空洞化持续加剧这一直接的表层原因，更有经济边缘化日益加深导致产业空洞化的深层因素，也有台湾政治转型以来的政治运作影响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为提升台湾产业结构关联效应，不仅需要在有关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层面采取措施，以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而且需要在攸关产业持续发展与转型的内外环境层面采取措施，包括在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基础上消减经济边缘化问题，在处理好政治运作的基础上消减政治对产业发展与转型的不良影响问题。     

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土经济合作

土耳其的产业结构是一种发展中的传统产业结构。作为中东地区强国,其国民经济部门比较齐全,但产业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总体发展较快,但基础并不强固;经济总量较大,但产业偏向中低端,其传统优势产业除纺织工业外日趋式微,新兴产业优势尚不突出。这种状况为中土两国开展产业协作、共同推进产业升级提供了机会。     

新世纪初台湾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向

迈入新世纪,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的来临,对于台湾经济而言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并对台湾未来的经济结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总体来看,未来十年内,台湾总体产业结构将保持大致稳定,但工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科技产业将进一步成为台湾工业的龙头和主导,服务业也将向知识化方向发展。这些变化,将进而影响到台湾经济的对外经济发展形态与结构。     

构建“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区域效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物质基础,二者辩证统一,是追逐"世界梦"的理论支撑和伟大实践。"龙江丝路带"作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在发挥对俄交流与合作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作为与俄罗斯接壤的重要省份,黑龙江省可在"构建中俄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独特的区域效应。     

毛泽东、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比较研究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与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在毛泽东区域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农业走上了合作化发展道路。由于毛泽东过分地追求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与经济规模和速度的赶超,使我们在浪费大量有限资源的同时并没有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邓小平在认真吸取了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同时,根据时代特点,提出了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比较二者的异同,可以更好地在理论上深刻理解、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发展邓小平有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     

广东现代产业体系的“危”与“机”

引进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在广东加快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当前形势下,外商投资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广东产业结构升级进程。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决策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引发美国国内的利益分化,部分州坚定支持对华发动代价高昂的关税战,部分强烈反对,还有一些则摇摆不定。从产业地理政治视角出发,基于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两个维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产业政治地理进行类型化分析后发现,美国各州对华贸易偏好的有四种主要倾向：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接触派”、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观望派”、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遏制派”及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议题联动派”。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塑造了美国各州差异化的经济利益,所形成的地区整体对华贸易政策偏好经由选举制度投射至决策主体——总统和国会,对国会议员而言,重点关注本选区选民的诉求;对总统而言,侧重点在于摇摆州和票仓州的选民利益,二者在沟通、互动和妥协后达成“有限一致”并输出为最终的政策结果。通过对两组代表性案例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与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进行比较分析,印证了美国对华贸易决策背后的产业地理逻辑。     

台湾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关系研究

优化资源配置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金融结构也随之变动,将资金配置到效率更高、更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中。本文重点探讨台湾产业结构演进对其金融结构变动的影响。     

有关当前中东变局的两点思考

最近在中东地区发生的变局,由于还没能夺取政权并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因此,就其目前的性质而言,还是称为民众社会运动比较客观,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当然,民众社会运动也可以逐渐演化为革命,关键要看政局的未来走向。虽然不可否认,中东变局存在着不少外部推力,但根本性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的结构性冲突,即政治上威权政权的僵化结构、社会上人口增长的能力结构和经济上对外关系的依附结构。     

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经济形势

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各主要经济体均出现经济增速陡降、失业率上升、贸易与跨境投资减少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异动等负面反应.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先后采取相应财政与货币政策纾缓困境、提振经济.但在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常规货币政策实施空间极为狭窄的局面下,非常规货币政策极有可能造成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巨幅波动,并产生严重的负面溢出效应,给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成为世界经济实体层面的重要议题.展望2021年世界经济走向,疫情能否被成功控制仍然至关重要,同时将受宏观与微观层面各种非疫情因素扰动.未来,中国将努力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欧投资协定的带动作用,为全球与地区经济治理、世界经济恢复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地区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与民族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矛盾的经济原因

我国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积极作用,它使有条件的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把有限的财力和物力集中使用,发挥了地区比较优势,在较短时间内增大了全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不仅积累了大量经济财富,而且创造了地区工业化的丰富经验,从而对内地广大地区产生一种示范、激励和传导效应;经济发展的地区落差,促成了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使全国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但也应当看到,东西部地区特别是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是影响我国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不利因素.     

外资影响中国经济安全?

当前,对中国来说,吸引外资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而且也是评价20年来中国发展脉络的重要而敏感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经济增长的1/3、税收的1/4都来自于外资。而中国国际贸易的持续性大幅增长,其2/3产生于国际直接投资。另外,外资企业的进入所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所产生的关联效应,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肯定外资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存在众多争议,主要涉及外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使跨国公司在与国内企业竞争中居于优势;吸引外资以弥补国内资本的     

结构性难题与进口替代——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转轨26年来,俄罗斯经济发展跌宕起伏,恢复和增长屡被各种外部冲击打断。经济依赖能源增长的潜力已消耗殆尽,结构转型却由于各种因素的掣肘始终难以得到有效实施。2014年在乌克兰危机中收回克里米亚以后受到西方制裁的挤压,俄罗斯采取了反制措施,并进而将进口替代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相关行业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但还没有对经济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长期效应仍待观察。未来几年,俄罗斯经济会延续2017年的恢复态势,保持一个较低速度的增长,但长期仍面临许多挑战。     

中国与西方国家党政关系比较研究

作为现代国家,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党政关系理论都反映了"国家植根社会,民众掌控政府"的现代政治逻辑,但在实践模式中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对中西方国家党政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以明了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长期领导是中国党政关系的根本优势,西方政党的狭隘代表性是其党政关系的致命缺陷;又能从中国党政关系发展尚不成熟的现实出发,通过汲取西方国家的党政关系历经长期发展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国现阶段就业政策的特征与变化

<正>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到人口老龄化、对就业质量的需求提高、资本报酬递减等诸多因素的约束,提升生产率更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相应地,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的重点应该致力于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由此推动的生产率提升。劳动力市场政策改革的方向也应该围绕这一核心展开。一、产业结构变化与劳动力再配置顺应经济结构的变迁,就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但就业结构的变化不仅取决于经济结构变化     

台湾产业结构演进及对两岸经济关系的影响

经济发展在量的方面表现为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在质的方面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演进的决定因素主要有技术、供给、需求和外部因素四个方面。对台湾产业结构演进而言,外部因素（主要是对外贸易与外来投资及对外投资）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台湾产业结构正在进入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阶段，未来还将强化这一趋势。在这种形势下，两岸经济关系有着极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历史进程中的国际经济制度与中国的角色

国际经济制度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较早可以追溯至二战结束之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此后70余年来,在贸易、金融与投资等不同经济领域,以及在全球与区域等多个层次上的国际经济制度不断新建、改革与进化,形成了当前国际经济制度林立的景象。在此期间,中国在国际经济制度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渐进式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从旁观者、融入者、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转变。中国角色的演进既是促成国际经济制度变迁的原因,反过来也是国际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二者存在相辅相成的密切关联。在国际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中国的角色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这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RCEP:特点、问题与前景

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安排,RCEP所取得的突破不仅有利于改善区域贸易与投资环境、增强区域供应链、推动经济复苏,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贸易自由化、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注入了前行的动力。同时,它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可持续发展、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RCEP以市场准入、规则、合作为支柱,具有开放包容、全面、高质量、互惠等诸多特点,并突出东盟方式与东盟中心地位。RCEP的后续生效实施与适时升级,将面临成员差异性与利益诉求复杂性、外部因素牵制、既有FTA规则的多样性与整合的难度、区域身份认同与大国协调等现实问题的挑战,仍需要以渐进灵活的方式,不断推动其深化和拓展。中国应一如既往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推动RCEP尽快生效。既要助力东盟提升凝聚力、加强大国协调,也要加速推进中日韩FTA谈判、加快与东盟成员的FTA构建。应不断提高规则利用率,充分发挥FTA本应具有的效应,以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持续推动区域制度性经济一体化。     

投资祖国大陆与港台经济发展模式变迁

一、传统产业的延续与 新兴主导产业优势的确立 港台对祖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形成港台经济发展的两体化特征:香港经济与台湾经济各自都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港台各自的本土经济,它实质是超越原有“四小龙”经济结构的新型经济体系,在国际分工中逐渐接近日、美等发达经济体的某些优势;另一部分是在祖国大陆投资形成的港台经济,它是原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优势在祖国大陆的再生,在港台本土之外延续和发展了这种传统优势,继续领先于亚洲其它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及其它发展中经济体。     

“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经贸融合发展——结合沿线14个国家问卷调查的分析

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美国主导的TPP以及欧盟一体化进程对于亚欧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融合并未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形成符合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和比较优势的经贸规则,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深入,从而为区域经贸融合发展提供机制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应充分发挥经贸先导作用,承担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优化中的责任,在了解和尊重沿线国家经贸发展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打造紧密分工合作的产业链、共建经贸园区、加快推进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谈判以及主动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性倡议等路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经贸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