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

农村公共品是影响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通过分析目前安徽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原因,提出增加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的关键是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构建新型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     

城市社区公共品供给二元格局与政府社区建设方式改革

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城市社区公共品供给呈现出一种二元格局状态.其源于社会转型期社区发展的不平衡和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政府、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管控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型中产生的问题.破解城市社区公共品供给二元格局,主要是要形成科学有序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转变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培育社区意识、自治能力和社会资本.通过改善社区的治理结构,形成公平、高效、有序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方式.     

农村公共品供给：市场失灵与政府责任

农村公共品除了具有公共品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其特殊性。政府作为社会公众的代理机构,是公共品供给的主体,应承担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责任。无论是生态保护型、公共服务型的纯公共品供给,还是社会保障型、经济发展型的准公共品供给,都存在市场失灵现象,都需要政府参与,承担起主导性责任。     

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探析——以宁波市北仑区东山门村(A村)为例

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其中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着重从农民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相应对策,期望能够促进农村公共品的合理配置。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

运用公共服务满意度理论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研究认为,效率既是主体行为结果的投入产生的比较效果,又是一个对于主体行为而言的相对概念。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既包括物质性效果,也包括精神效果,即公共品受众的感觉效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价中,从农民主体而言,只有农民认为有用的公共品,才是有效率的。相反,即使政府反复认定有用并强制去供给的公共品,当农民认为没有用时,农民依然感觉它是无效率的。利用126个乡(镇)农户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满意度"评价(CSI)抽样调查数据,运用CSI-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当CSI值处于同一类型的市(州)时,其影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共性特征。总体而言,CSI的主要影响来自农民受教育年限、医疗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农户有效灌溉面积率、农户距乡镇政府的距离、农林技术站服务次数以及被调查者年龄等因素。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好混混”

1990年代以后,两湖平原村庄中出现了好混混。好混混的出现源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乡村组织难以抑制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村庄公共品合作常常因此难以达成。好混混则可以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遏制搭便车行为,维系村庄公共品合作和供给,他们的好由此体现出来。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的公共品供给能力更加弱化,农民因此对好混混的需求更甚。好混混这一怪异现象,反映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存在局部不足。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协商提供模式

本文通过研究现行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协商供给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得出结论：在集体收入较高的农村社区,协商供给模式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而在集体收入较低的农村社区,协商供给模式不容乐观。农村社区居民的合作能力依然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协商供给模式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发挥政府或其他组织作为外部干预者的功能,帮助农村社区居民建立合作能力。     

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分析——以农地整治为例

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公共品主要采取项目制的供给方式。考察农地整治项目实施过程发现,项目制具有较强的"技术理性"特征,在向下"委托"项目时,项目管理技术能够较好地解决项目"监督"问题,但却陷入对"代理人"的"激励"不足困局。当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不能被调动起来参与解决农地整治过程中出现的治理问题时,就会发生项目"进村"困境,造成国家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为了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可以借资源输入激活基层民主,通过引入"自下而上决策机制"来优化公共品供给体制。     

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多中心秩序

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品（包括公共服务）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共服务短缺和低效已成为社会转型期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则是在社会范围内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载体和尝试。社区公共服务是指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因而单纯的市场生产者无法收回成本而不得不委托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或其他组织提供的服务。但经验的单中心模式被证明存在缺乏效率和敏感性、不计成本、寻租行为等弊端，多中心秩序安排，尤其是引入契约、委托代理机制的多中心秩序安排在提高公共服务绩效、降低成本等方面因比较优势而成为当今社区公共服务提供和生产的首要选择。     

农村青年互益组织发展的功能与局限——滇南良心寨村“弟兄协会”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通过内生型组织为村庄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是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受农村社会结构性因素制约,内生型组织并非农村社区治理的万能妙药。以滇南良心寨村青年互益组织"弟兄协会"为典型个案,研究发现,在社会个体化和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弟兄协会"在为农村社区供给公共产品和为其会员提供非公共产品的同时,受制于组织规范缺失和熟人社会人情关系,"弟兄协会"的组织发展呈现出双重性,功能面临发展悖论,发展陷入结构性困境。这为通过挖掘和培育农村内源性力量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地方实践和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农村公共品投资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五省农户的调查

农村公共品投资满意度能够客观反映农民需求的满足程度和社会福利水平。农村公共品投资农民满意度研究的目标就是促使政府将工作重点放在体察农民的公共需求及其变化方面。对于农民个体而言,只有农民认为有用的公共品,才是有效率的。本文利用西北五省40个县（市）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村公共品投资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来自道路、基础教育、医疗、农田水利设施、饮水设施、公共品供给农民参与情况、农民对村委会的评价、农民对政府的评价等;农民对农村公共品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而农民满意度根据其需求状况具有一定的次序性。     

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

构建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是科学评估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的前提。本文首先界定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的内涵和构成，然後逐一讨论关于构建我国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目标、指标体系、抨估标准和权重等问题，最后构建一个评估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指标体系的总表。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变迁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几经变迁,目前存在着供给主体错位、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机制扭曲等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建立起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体系,其中,以中央、省级供给主体为主导,以县乡及农村社区供给主体为支撑,以农村合作组织与非赢利部门为依托,提高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流程设计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内利益群体分化、文化活动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构建并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显得很有必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流程设计是需求表达机制构建的核心,使得消费主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得到尊重,并通过理性方式和有效渠道得到表达,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有效供给目标的实现.结合需求表达客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主体(农村居民)和公共品的供给者(地方政府)的特征,设计农村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流程,包括五要素,即培养需求表达的主体意识是前提,完善的回应机制是需求表达机制运行的动力,多元化的需求表达路径是关键,个人偏好显示激励机制是核心,有效供给实现机制是保障.     

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多中心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虽然我国政府和党给予了高度重视,但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仍存在很多问题,供给效率不高、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这主要是由于供给的单中心模式引起的。因此,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就在于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多中心供给模式,充分调动政府、私人组织、农村社区及第三部门的作用,从而提高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村民自治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问题分析

村民自治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委会的运作经费由谁提供,提供多少,怎样提供的问题;一是建设新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怎样反哺,怎样支持,怎样对接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指出农村公共品缺位的主要方面。提出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思路:广泛应用利益诱导机制,财政补贴机制,供给公共产品等措施。     

地方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当前,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供给不足,农村公共产品部分供给过剩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较低.形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单一的治理模式、供给主体和筹资渠道.借鉴西方地方治理理论,对于构建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治理视域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选择为: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构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改革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做到政府与相关组织的有机结合.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农民自主供给

相比较于政府主导、市场化、合作化以及农村社区外主体供给等供给模式,农民自主供给更能契合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农民自主供给亦存在供给行为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而农村社会资本的信任、规范以及互惠特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走出"集体行动困境",且能有效降低他们自主供给的成本。因此,发掘农村传统社会资本"正能量",重塑农民公共精神以及推进农民自组织建设,以提升农民自主供给的效率,将成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可行选择。     

法治框架下德国地方治理：权力、责任与财政——以德国莱茵-法尔茨州A县为例的分析

力图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参考德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公共品供给为线索,描述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决策、实施与监督的全过程,着力分析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权力分配、责任结构和融资途径,以及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监督。认为,影响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明确规定不同层级政府权力、责任的法律体系,乡村治理的结构,以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其明显的特点可以归纳为:法治化、辅助性、市场化、公共利益取向、财政主导的融资渠道、健全的监督体制,以及良好的政府间关系。中国地方治理的转型则应该更多地从制度规定、公共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地方自主性的发挥、普遍的参与,以及有效的监督等几个方面来思考。     

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探讨——以陕西省为例

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模式,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从近年来陕西各地探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来看,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着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农村劳动力无法满足社区建设需要等制约因素。为此,必须把加快产业发展,提升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建设"百年社区"等,作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