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风格与“官僚病”治理

"官僚病"是现代社会组织所患的共性病症。从官僚体制的运行机理入手,选择适宜的领导风格来推动组织的运行,有助于消解或弱化官僚病的生成土壤,降低官僚病的发病程度。据此,出于有效治理"官僚病"的考虑,领导风格建设应解决以下基本问题:一是领导风格必须体现组织的基本责任;二是领导风格必须体现组织性质;三是必须伴随社会和组织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领导风格;四是不断进取与创新是市场经济社会领导风格必须具备的基本特质;五是求真务实,勇于践行责任。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

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形成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紧密相连,特别是与现代性的理性有关.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他对官僚制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建立起来的西方官僚制组织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现代性困境:一是官僚制的正功能与反功能并存,二是理想型的官僚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     

经济学视阈中的官僚制研究——解析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

对理性官僚制理论的解析和反思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界研究和争论的一大热点.在这些争论中,安东尼·唐斯率先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透析官僚体制、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等问题,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唐斯对官僚组织的生命周期、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等理论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形成了官僚经济理论,其主要贡献是更加注重寻找官僚组织和官僚整体的内在行为动机,更加注重对现实的解释,更加注重对官僚的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新公共管理视角的分析

古典官僚制理论认为 ,官僚体制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是官僚体制自身不可超越的内在困境。在新公共管理的视角下 ,官僚体制不但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在工具理性的内部也可能产生冲突 ,它所带来的效率也只是一种相当有限的机械效率。其内在缺陷就是缺乏竞争效率和创新机制 ,在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认定上偏离了原定的目标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民主行政功能研究——以赫希曼“退出”与“呼吁”理论为视角

赫希曼认为,组织绩效的衰减不可避免,有两种机制可以促进组织绩效恢复,即退出和呼吁。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其绩效也因三个原因而不可避免地衰减,即政府所处的垄断性地位、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刚性以及职业官僚的保守性和得过且过的心态。退出作为政府组织绩效衰减的恢复机制基本不可能,呼吁也受到重重阻碍。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民主行政理论促进了人们呼吁的意愿,有利于呼吁的可行性,提高了呼吁的效果,从而有利于政府组织绩效的恢复。     

试述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组织的特点及发展

理性的官僚制组织出现在近代西方社会,官僚制明显区别于以往的以其高效率的优点成为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组织形式.官僚制出现在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反过来,官僚制的运行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文明向前发展.但是,在悲观的韦伯看来,官僚制的发展也意味着人类将被囚禁在"牢笼"中.     

论组织模式转型与政策过程的重塑

政策过程是基于组织来开展的,不同组织模式下所开展的政策过程也完全不同。工业社会以官僚制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政策过程也是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运行来开展。官僚制组织是工具理性的典范,基于官僚制组织所形成的是一种常规决策。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时,官僚制显得缓慢且僵化,常规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发展推动官僚制组织逐渐向合作制组织转型,常规决策模式也逐渐向更为灵活的非常规决策模式转变,政策过程得到重构,成为一个合作行动系统。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韦伯理想型官僚制理论述评

社会科学领域很少有哪一个概念能与“官僚制”一词同样引起广泛的关注。在行政学理论中对官僚制理论的研究一直备倍受重视，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研究就更加引人关注。本文主要对韦伯的理想型官僚制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定位、核心与内容进行重新梳理，以求对聿伯的官僚制理论追行全新的、系统的理解与阐释。     

“街头官僚”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以基层官僚官民冲突与困境为分析文本

政治家和高层管理者制定的政策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街头官僚如何去实施。这是街头官僚工作的实质,其理论核心为自由裁量权。借助自由裁量权,街头官僚一方面设法抵制上层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对其顾客进行自主制裁。由此就形成了街头官僚以"敷衍行事""规则依赖""粗暴执法"和"一线弃权"为主要特征的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基于该逻辑,反思了当前的基层官僚官民冲突与困境,分析了其根源的时代、体制、思想三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借助西方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理论,提出了从外部和内部同步进行双重的街头官僚责任控制实现路径。     

官僚制理论与中国的行政改革

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目标与官僚制理论的实质不谋而合 ,官僚制理论的优点对于我们的行政改革有着指导意义 ,但其又具有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应该对官僚制理论进行扬弃 ,对其合理的内容 ,应该正确的借鉴、学习 ;而对官僚制理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要进行改革 ,从而推动中国的行政改革     

项目制实践与基层治理转型

从官僚动员与群众动员、正式行政与半正式行政、技术治理与综合治理三个层面入手,分别探讨项目制实践中基层治理秩序达成、权力结构以及规则运行三个维度的嬗变,以此厘清当前基层治理转型的基本逻辑.项目制在基层实践中对官僚动员、正式行政和技术治理的片面强调,带来基层治理机制的深刻变革.因群众动员能力的弱化、半正式行政的变异以及综合治理空间的压缩,基层治理难以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有效构建提供体制机制支撑,项目制在实践中亦偏离制度设置初衷,而这表明项目制主导下的基层治理转型并不成功.基层治理机制的有效构建,有赖于项目制在制度设计层面的自我完善.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

韦伯在总结官僚制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问题.但是,这个具有合理性的官僚制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却是片面的形式合理性.所以,存在着理论上的悖论,而这一理论上的悖论又必然导致官僚制在公共行政实践上的困境.在20世纪官僚制的实践中,集权与授权、效率与责任、科学与价值的冲突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特别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致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以致于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因此,自7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的运动提出了告别官僚制的目标.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官僚制批判研究的新视角——一个文献述评

官僚制批判研究的视角并不统一，根据学科发展的前沿成果来回顾这一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旨在厘清混沌、深化对基本概念的认识。学科式类型化能够凸显表象背后的理论价值，就对理想型官僚体制的批评和反思而言，后现代哲学、政策分析以及公共管理学等视角是公共行政学演进的最新成果。每一个学科视角在研究路径、兴趣焦点、学术事件、核心思想与学术贡献等方面存有各自的回答，尤其是多元的研究方法，即解构哲学、角色互动理论和新管理主义，使得对同一议题的争论呈现不同特色。基于学科最新知识的批判性研究，在不断修正理性官僚制局限的基础上，深化了社会科学对基本组织现象的理解和解释能力，为体察和审视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构。     

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 ,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理论分析对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做了预测 ,而许多国家的改革经历也证明了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 ,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 ,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官僚制组织的两副面孔

官僚制组织具有两副面孔.官僚制组织的经典面孔是由权威—义务、责任—规则等概念共同谱绘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代理理论则用委托—代理、激励—动机等概念为我们描绘出了官僚制组织的另一副面孔,且人们根据这种描述而对官僚制组织进行改造的结果,就是将组织实践变成了所有组织成员合力蚕食组织剩余的活动.自人际关系学派兴起以来,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人的因素”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议题.传统官僚制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导致组织实践总是受困于官僚自利性的问题.代理理论正视了这一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当代组织理论必须对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的“人的因素”的问题做出新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