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哲学视野下的受刑人权利及其保护

在人权哲学的视野下定位受刑人权利,正当性是受刑人权利的本质,也是受刑人权利研究的逻辑起点;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也因此展现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法定权利和因受刑人特殊身份为矫正需要而被赋予的特殊权利;基于对受刑人权利正当性本质和逻辑结构层次的分析,受刑人权利保护也必须基于特定的刑事法律关系进行,以程序正义的理念形成对刑罚权的制约和受刑人权利的保护。     

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

受刑人权利作为国家刑罚权力的对立存在,正当性的权利本质是受刑人权利法律定位的逻辑起点.对受刑人权利保护必须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对受刑人权利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即将受刑人权利和刑罚执行权力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将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运作中,以受刑人权利为本位,而不以受刑人管理为本位,以实现对刑罚执行权力的制约和对受刑人权利的保护.     

受刑人权利保护的刑事法考量

受刑人权利体系的刑事法构建在内容上由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两部分构成,二者的设计与运行都应建立在权利与权力制衡的基础之上.受刑人权利的当代路径通过作为刑罚发展的必然价值倾向和制度选择的刑罚轻缓化得以实现.受刑人权利的保护不仅需要人道精神与人权理论的积淀与支持,而且需要相关具体刑罚制度的完善设计与良好运行以促使受刑人权利由应然走向实然.     

关于受刑人权利保护状况的调查报告

以问卷调查和访谈形式对某省监狱受刑人的权利保护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对受刑人的基本生活权、健康权、人格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减刑权、假释权、教育权、劳动权、政治权利、婚姻家庭权等权利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调研,通过对微政实践受刑人所享有的实然权利进行确证,从而接受受刑人人权在应然层面的理论检验.     

我国监狱受刑人权利保障救济的跟进与提升——以香港申诉专员和大陆监所检察制度的对比为切入

基于人权主体的极大广阔性和受刑人权益的脆弱性，适度保证和逐步倾斜对受刑人员权利的人文关照，不啻于制度和观念界面的双重突进。自09年云南晋宁“躲猫猫”事件肇始，服刑人员的负面形象有待转正——这也给学界开启受刑人权利阙失之理论探讨提供民意支撑，并最终波及监狱实务运作完善。文章根植于内地驻监检察室和香港申诉专员制度的比较考察，兼及相关国家地区的权利救济模式，重点解构当下中国受刑人权利保障的近况前景并予以回应。     

假释法律性质论

对假释法律性质的认识，见仁见智。提倡假释为受刑人之普遍性权利，符合现代刑罚教育、矫正目的，顺应人权保障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召唤，蕴含刑罚执行的现代化理念。受刑人之假释权利具体表现为：假释知情权、假释提请权、假释同意权、假释听证权、再次假释权、假释异议权、不予假释的复审权、诉权及撤销假释之司法正当程序权等。     

假释性质探析

假释作为一种行刑制度,其性质在理论界存在着奖励说和权利说之争。奖励说把假释看作是对服刑期间悔改表现好的罪犯的刑期奖励。通过缩短刑期,鼓励罪犯积极改造、悔罪自新、重新做人。权利说认为假释是基于自由刑的弹性,受刑人自己在刑期执行中因努力表现而得到的结果,因而获得假释的基础是受刑人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恩赐。通过对这两种学说理论基础的考察,提出假释既是一种刑事奖励,又蕴含着某种权利,是服刑人员回归、适应社会的中介和桥梁。     

受刑人权利保障的文化解读——兼论“和而不同”的人权观

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人权观念,本文以文化对于受刑人权利保障的影响为视角,阐明了在中国传统语境下的"合数型"人权观与在西方语境下的"质数型"的人权观的不同之处,认为在中国当前务实的态度是采取"和而不同"的人权观处理受刑人权利保障问题,并认为"和而不同"是不同文化相处的原则态度,而"和而不同"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权发展的重大贡献。     

论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人的尊严的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尊严及其实现的科学。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域中,人的尊严包含着丰富内涵：尊重人的权利,保障人的自由,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人的权利集中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自由个性是自由的实质性内涵;满足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人的发展的基础;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最高原则。     

论服刑人员的法定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涉及服刑人员权利的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促成了服刑人员权利的国际保护,也推动和督促了各国在其国内法中对服刑人员权利的确认和保护。确认并保障服刑人员依法享有权利,已是现代各国刑罚制度共同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新中国监狱十分重视对服刑人员的人格和尊严的保护,已建立了较为广泛的服刑人员权利保护制度。监狱法律制度对女犯、未成年犯、老弱病残犯和少数民族服刑人员等某些特殊服刑人员群体都规定了特殊的权利保护内容。     

试论治安案件中被处罚相对人的权利

治安案件中被处罚相对人既包括被侵害人,也包括另一方违法者。实践中被处罚相对人的申请复议、提起公诉权往往无法享有。应切实保障被处罚相对人的权利。     

不能犯的可罚危险判断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状况。不能犯应否构成犯罪,是不能犯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将不能犯全部作为不可罚的非罪的观点与将所有的不能犯均作为犯罪的观点处于对立的两极,而这样的两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不认为将迷信犯作为犯罪合理(成罪的场合),或者将所有的非实害犯均当作非罪的理论观点与立法例合理。依据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事前判断,同时考虑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作为危险的判断标准是合适的。划分一般的未遂犯与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的主张,对不能犯在处罚上轻于一般未遂犯是合理的。     

论我国侦查监听立法的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侦查监听技术日益成熟并被广泛采用。由于侦查监听的采用与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的言论自由、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紧密相关 ,在使用时 ,常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因此 ,必须规范侦查监听法律制度 ,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片面共犯的性质评析

片面共犯在现实中的客观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其具有犯罪性与可罚性。片面共犯不是特殊的共同犯罪,也不同于单独犯,更不能等同于间接正犯,片面共犯应视为一种特殊的独立的犯罪形态。     

运输毒品罪疑难问题研究

运输毒品是指在一个法域内 ,行为人以流通毒品为目的 ,认识到是毒品但不明知毒品的用途 ,采用各种方式流通毒品 ,并不根据自己的意志使毒品流通于不同的控制者。帮助吸毒者运输、转移毒品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行为人携带枪支运输毒品的行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     

中性业务行为的意义、标准及立场选择

在现代技术环境下,社会分工协作日趋复杂,为保护个人的信赖利益,基于帮助犯免责事由的中性业务行为应运而生。中性业务行为确定了帮助行为可罚与不可罚的边际,是对传统的帮助犯理论的修正和例外,是法益保护与权利保障平衡的产物。     

治安处罚实践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陈述权、辩解权是当事人的重要权力,其行使或放弃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实际存在的“态度罚”;“告知”的法律约束力只限于程序过程,对受处罚的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保证听证程序的正确实施;应严格依法执行治安传唤;治安调解应用具有特定性;盘问权不具有应用的普遍性。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同样是特殊法条,将该款规定中的"处罚"解释为"定罪处罚"不具有正当性,军人盗窃、抢夺部队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抢夺武器装备罪。出于罪刑相适应的考虑,对上述行为量刑时应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法定刑。从立法论角度来看,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存在缺陷。对此,可经由补正解释的路径来纠正这一错误。     

预防与惩治公职人员海外洗钱的若干对策

公职人员海外洗钱愈演愈烈,当局必须予以严厉打击。为此,必须标本兼治,内外并举,分工合作。洗钱是标,腐败是本,反洗钱和反腐败必须双管齐下;一国力难完成海外反洗钱的任务,须加强国际合作;此为一系统工程,各部门须协同作战,齐抓共管。     

试论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本文对目前理论上和立法中关于业务过失犯罪处罚的三种观点进行了评析,并提出了处罚业务过失犯罪的新标准.作者认为,主张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轻于普通过失犯罪的观点,以及主张取消业务过失犯罪处罚,代之以重大过失犯罪和普通过失犯罪并设置相应法定刑的观点,都是不合适的.主张对业务过失犯罪加重处罚的观点,从结论上看是基本正确的,但过于绝对化.关于业务过失犯罪处罚的正确观点应当是第一,在通常情况下,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第二,当某些普通过失犯罪表现为行为人公然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并不小于业务过失犯罪时,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等于或者轻于普通过失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