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根据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问题，于1951年12月1曰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部署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后，针对一些资本家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     

辽宁“三反”、“五反”运动简况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抵制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严重"五毒"行为而开展的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通过运动,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进一步密切了党、人民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为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特别是把辽宁建设成为新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中南海“打老虎”（下）——领袖们关注的“三反”、“五反”运动（下）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三反”运动在全国晨开……。五反。历时半年,进行得比较顺利,到1952年6月基本结束。然而令一党主席和一国总理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商人,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所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正像毛泽东曾经预料的,有些人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却被。糖衣炮弹’击中。     

江西的“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江西的“三反”运动,从1951年12月下旬开始,省、专、市三级参加“三反”的总人数共63181人,其中党员4230人,经民主检查、“打虎”及定案追赃、思想和组织建设三个阶段,至1952年6月底基本结束.江西的“五反”运动,从1952年1月开始,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部署下,运动最先在中心城市南昌市展开,然后推及九江、赣州、景德镇、吉安、上饶、樟树、临川、宁都与宜春等市镇,参加运动的工商户共26278户,经坦白检举、检查核实、分类处理三个阶段,至7月初基本结束.通过“三反”“五反”,清除了腐败分子,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毒,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在政治上对干部队伍的肌体腐蚀,在经济上对国家财经的破坏,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团结和凝聚力,开创了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新风尚.研究“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揭示党的执政规律,丰富党的执政理念.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试论上海市“五反”运动推迟的原因

"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的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上海市由于其在中国有特殊的金融、经济地位,所以在运动中备受中央关注。由于上海市在"四反"运动向"五反"运动过渡的过程中,相应的斗争策略未能及时转换,斗争政策没有及时制定并向参与群众做很好的解释宣传,领导力量还未迅速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加上运动的限期开展,造成了运动的局面一度出现了打击面过大、斗争方式过火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使得上海市的"五反"运动不得不"暂缓发动"。     

中南海“打老虎”（上）——领袖们关注的“三反”、“五反”运动（上）

“五毒”、“三害”、“打老虎”这些名词儿,对于今天的青年已经陌生。如果将其译成今天的流行语：“偷税漏税”、“贪污受贿”、“腐败分子”,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不流血的内部战争。毛泽东甚至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你有贪污吗？”周恩来的老厨师也受到嫌疑。人们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它的警示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新中国初期的“三反”运动看目前的反腐斗争

新中国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同当前形势下的反腐斗争,在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具体操作方法上具有共同之处.而且,从毛泽东和习近平个人看,不同时代的两个人,在对待腐败的态度上,有着同样的态度.“三反”运动虽然没有达到根治腐败的程度,但打击了贪污腐化分子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腐败势头的蔓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在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支持和广泛拥护下,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反腐败斗争以锐不可当之势,逐渐荡涤党内存在的污泥浊水,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三反"运动中之"宋北方事件"探析

1952年7月,禹县中学学生宋北方因批评揭发本校和县委在王正刚婚姻事件、解雇理发工人事件和写稿事件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行为,受到开除团籍和学籍的处分,后进行不懈抗争,直至青年团中央、中共河南省委介入才使问题得到解决,此事被称为"宋北方事件".对事件的分析、反思,指出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以及加强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约束和规范权力、保障批评监督渠道畅通,对于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意义.     

农村“三反”运动的进程及其特点

当"三反"运动在城市各机关和军队顺利进行时,在农村却先后三次推迟,1952年6月才全面展开,当年年底完全纳入到整党活动中。与城市、军队的运动相比,农村"三反"运动在经历阶段、领导人认识、战略部署、运动方法、实际收效等方面都不同。造成差异的原因除了农村现实条件外,更根本的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得适用于城市的政治运动方法难以在农村通行。作为"三反"运动领导人,毛泽东尊重实际、重视调查研究,果断纠正失误,体现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精神。     

建国初期"三反"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为防止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化变质而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本文总结了党在这次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对搞好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得到四点启示要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惩治腐败要敢于查处大案要案;要走出几个观念上的误区.     

“五反”运动斗争策略初探

毛泽东曾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国革命和建设要取得胜利,“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1952年的“五反”(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客观实际情况,采取了各种正确的斗争策略,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以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成功地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既清除了他们身上的“五毒”,又团结他们发展了生产和     

建国初期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监督

建国初期的“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党领导下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报纸和刊物上公开地全面地揭露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来信,1951年5月16日,批示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和党委、党组:“必须重视人民的来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来信很多,“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     

毛泽东与“三反”运动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三反”运动研究述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三反"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就"三反"运动的起源、过程、内容、毛泽东与运动的关系、"三反"的对象及目的以及历史评价等问题作一学术史的回顾,并就"三反"运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80年80件大事（六）

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初,美国侵略军大举进犯朝鲜北方,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地威胁到我国安全。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950年10月19日黄昏,志愿军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骄横的美帝国主义根本没有料到中国敢于出兵参战。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     

"三反"运动中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及"左"的偏差

"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性反腐败运动,是建国初期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典型.运动中,党坚持群众路线,发展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取得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利.斗争采取运动方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局限性.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从严治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周恩来与“三反““五反“运动

“五毒”、“三害”、“打老虎”这些词,是建国初期反腐败的专用名词,如果将其译成今天的流行语,即“偷税漏税”、“贪污受贿”、“腐败分子”。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也是党和政府自身建设的一次伟大实践,它的警示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系统研究“三反”运动的创新之作——《“三反”运动研究》简评

近日读到王顺生、李军所著的《“三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一书,作者对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做了系统全面的历史考察,得出了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该书是一部系统研究“三反”运动的细化之作,很有研究品味,极富个性色彩。通读全书,获益良多。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华北局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示：（一）批准北京市委1952年1月5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     

20世纪50年代“三反”运动动因之研究

“三反”运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对“三反”运动的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是少数理论工作者有一些概况性的叙述。可以说，当时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数量也不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除了一般性的叙述外，专题性的研究文章和论著逐渐多了起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关于发动“三反”运动的历史背景的研究，是一个研究相对集中的问题。但研究的重点在于阐明“三反”运动的必要性，有一些问题并未引起论者的注意。本文力求从一些新视角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的动因作讲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