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探索

一、五四时期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改造的构想１、通过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组织进行“根本改造”是中国社会改造的基本途径。李大钊认为“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①社会的变革发展，“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③就中国社会而言，在“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④显然，李大钊…     

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结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和破解“中国问题”的一个长期不懈的过程。从逻辑结构上来看，这一过程蕴含着四重内涵：境遇化——现实之基，即准确判定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方位”；现实化——视域焦点，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中国问题”；民族化——文化基质，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以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基质的方式得以实现；大众化——实现路径，即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武器。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挫折问题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固化思想的萌芽始于李大制,如果以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那么在李大钊之后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显然走了许多弯路;而在十年"文革"中.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的问题上也出现了曲折.也即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王然是有过挫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的.如何认识挫折及其提供的历史教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两种选择:“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与胡适关系探析

“问题与主义”之争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之间的最初冲突。虽然李大钊与胡适在论战中各自表达了不同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但是这种冲突具有“原初”性质;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环节;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表明,中国革命可以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初步探索——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标准

本文着重从中共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水平及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重要贡献两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标准,并据此认为尽管大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应忽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初步探索.     

李大钊文化观研究 ——马克思主义第三文明论的诞生

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唯物史观，深入具体分析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丰富性、复杂性，进而更深层地回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复杂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第三文明创新论，具有开创精神，提出了中国文明最终命运和最终出路新的方向。     

“南陈北李”与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

同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陈独秀与李大钊走过的革命道路和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却有所不同。李大钊被害后，陈独秀曾自称“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但是，毋庸置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陈独秀与李大钊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推手，以至于出现“南陈北李”之说。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

李大钊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李大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没有李大钊，就没有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实践中丰富马克思主义，都可以说，李大钊是先知先觉者、是第一人，无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中共二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问题,学界存在诸多不同认识.认识不同,源于标准不同.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有两个: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照此标准,笔者认为,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东西”,包括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路径和目标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九十年简论

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得以普及、宣传与阐释的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以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并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路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发展历程加以历史性梳理，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课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以审视，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有所裨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历史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它。1．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行动。     

“和”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的信仰特征可以概括为“和”的精神。“和”的精神就是对任何一种宗教、文化来说都是扬弃的精神。扬弃的标准是“和”。当代中国，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儒释道为主干，各种地方文化与国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为补充的有骨头有肉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和”文化体系，而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和学化。和学与马克思主义在根本观点、远大目标、人类利益、科学性上高度一致。和学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和学化在当代中国并轨共进，是历史发展偶然中的必然。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笔谈

主持人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先后两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光辉典范。中央党校的哲学学科具有辉煌历史和良好传统，拥有雄厚的历史积累，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也具有面向中国问题的历史传统和特色。在中国的哲学研究中，中央党校注重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逐渐形成了哲学研究的中央党校特色。在当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期，如何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建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本期邀请中央党校两位学者，就“直面中国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这个主题进入深入探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通常是把它当作一个无须置辨和研究的常识。但恰恰是这个“常识”,蕴含着中国社会 2 0世纪以来变革与发展历程的丰富、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因此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必须把结构、过程和形态结合起来 ,在厘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元问题的基础上 ,做一种总体性的深入研究 ,通过创造性的诠释来观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从而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升为一种理性的自觉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中国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整体性”探赜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其研究成果也构成了中国化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纵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个历程，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探究体现为从理论整体性到实践整体性的转变。作为理论体系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也毫不例外地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因而，实践成为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钥匙”与基石，进而言之，理论整体性在实践向度必有一种实践整体性与其桴鼓相应。实践以其全社会性、全过程性、主客体辩证一体性与演化一体性特质，昭示了一种非理论面貌的实践整体性形态。故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既是作为历史生成的整体性，亦是作为逻辑结构体系的整体性，是历史生成与逻辑结构相统一的实践整体性。将马克思主义实践整体性思想运用到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协调发展，既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整体性的理论要求，亦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整体性的自觉遵循伟大实践。     

李大钊与伟大建党精神的三重逻辑

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建党实践与伟大建党精神紧密相连。李大钊与伟大建党精神具有清晰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与传播是其理论逻辑，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与传播发挥了“立其基，导其先河”的作用；李大钊的建党探索与实践是李大钊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逻辑，围绕“为何建党”“建何种党”“如何建设党”等问题，李大钊最大限度地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生成逻辑、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李大钊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开创性贡献是李大钊与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逻辑，为伟大建党精神作出了卓越功绩。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决定论”与“能动论”矛盾的产生和解决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的李大钊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着重关注唯物史观。在国内与国际大背景下,李大钊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产生了“决定论”与“能动论”的矛盾。此矛盾究其根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知不清,李大钊在后期也纠正了这一认知,推进了唯物史观在革命中的传播与实践。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典文本,剖析早期李大钊在“决定论”与“能动论”上的认知矛盾,及其之后在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基础上解决这种认知矛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如何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今天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深入探索中发现的疑问却是不容忽视的，它们甚至可能误导一些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统而论之，而应当指出它们中的哪一个需要中国化，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化活动中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和核心内容是不同的。就中国化而言，其具体内涵体现在民族化、大众化、政治化等内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实事求是也是“事是求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重建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构建中国的大众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清除所谓“官方文化”。     

试析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的开拓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等。，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战略性任务

“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战略性命题。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从以传统的理论研究为中心．到以关注和解决社会与民众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和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