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博览

·党史纪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张闻天最早提出来的经过长征的锻炼,张闻天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提高。他从实践中总结了"左"的教条主义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挫折,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1936年起,他在中央的会议和一些文章及报告中,就多次对此作出     

陈昌浩与张闻天分歧的由来

“二十八个半”中的两名成员 1927年9月,陈昌浩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被党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当他进入“中大”时,张闻天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已经毕业留校任教。次年9月,张闻天又考入红色教授学院,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张闻天比陈昌浩年长6岁,他的身世阅历、渊博学识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都为陈昌浩所羡慕和敬佩。两人之间,与其说是同学关系,不如说是师生关系更为确切一些,而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各自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不同影响——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前期之比较研究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共产国际一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为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发生了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态度上,由调查研究到主观主义;二是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上,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到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三是在指导制定中国革命策略上,由"有步骤地过渡"到"左"倾盲动激进;四是在与中共的关系上,由"东方支部"到"老子党"。综观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存在着一些规律:当共产国际尊重实际、真诚帮助时,就能推动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当其犯主观主义错误并颐指气使时,中国革命就会出现挫折;当其解散、影响消失后,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摸索,终于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一生大起大落。他的经历和才华一度使他成为最受共产国际欢迎和重视的中国革命者。他是中国第一位赴苏俄采访的新闻记者;他协助共产国际代表,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他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八七会议"之后,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掌舵人。然而,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却被迫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屡遭王明一伙的打击和迫害,这一切,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密切相关。     

李大钊的苏联之行(上)

1924年6月,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留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直到12月回国。期间他在苏联参观、考察、作报告,发表演讲,为教育和启迪中国留学生,宣传中国革命形势,加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实际的交流沟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苏联留下了他闪光的足迹。     

长征时期张闻天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

1931年张闻天回国,盲目的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一系列损失。进入中央苏区工作以后,张闻天通过自己的实践逐渐地意识到了"左"倾路线的危害,这时期他的政治指导思想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并开始积极抵制某些"左"倾错误。此外,毛泽东等人的帮助、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也加速了张闻天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终于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中分离出来,积极地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这是他政治指导思想变化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杨尚昆谈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博古、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开头都是所谓"教条宗派"里的人,主张是同样的,都是相信共产国际的,认为共产国际说的都是对的;他们学的是本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中国革命都没有实践过。这三个人也不一样,有区别。张闻天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博古很有才气,是个锋芒毕露的人,比较喜欢整人。王稼祥比较灵活,但也没有经验。     

中共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教训及影响

中共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从对共产国际被动服从,甚至盲从,到汲取血的教训,主动摈弃教条主义;在争取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同时维护共产国际的威信;在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进行冷静反思,指出共产国际失误的同时主动承担责任,不诿过于人。中共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上的教训、经验和策略艺术,是党的宝贵财富。另外,党的领导人对共产国际功过的评价及结论,对学术界产生了双重影响。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在周恩来生平研究中，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自周恩来1924年回国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在几乎有关中国革命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他都与共产国际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因而，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都与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探讨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正确认识周恩来处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策略原则，实为研究周恩来生平不可或缺的内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特点，本文分四个阶段试加论述。一、初步的独立思考与组织上的服从（1924．9—1927．7）…     

一段历史公案的了结

在张闻天诞辰105周年之际,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了由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图册》。这部图册吸收了近年来关于张闻天研究的最新成果,也为一段历史公案做了最后的了结。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对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上,张闻天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致使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曾一度被埋没和抹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含冤逝世的张闻天得到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党中央为他召开了追悼会。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     

走向独立自主——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和对外工作与党的命运紧密相联,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8年的实践和探索过程中,党对外交往的范围从仅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保持特殊关系,扩大到同一些西方人士和官方机构有所交往。由此,党积累了宝贵的对外工作的历史经验,逐步学会了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形势,处理对外关系。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对外工作,不仅与党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相配合,也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奠定了基础。     

“国际路线”影响下的宁都会议——从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谈起

1930年,为了使中共对中国革命的忠诚与对共产国际的忠诚统一起来,共产国际决定对中共的立三路线加以批判。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开始从组织、思想等方面坚决贯彻国际指示,国际路线在党内逐渐被神化,并成为统一党内意志的最后选择,而那些对国际路线表示怀疑、不赞同、不积极拥护以及不坚决执行的党内同志则往往遭到残酷的打击。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时而让步,时而坚持自己对军事发展方向与战略方针的认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与所谓的国际路线保持一致,从而导致在宁都会议上被排挤了在军队的领导职务。     

忧患意识与毛泽东的政治行为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探索,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晚年又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毛泽东一生的政治行为非常独特,其动因十分复杂。分析中国传统的忧患意识与毛泽东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启示,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再评价

"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形成初期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陈独秀没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犯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这是"二次革命论"产生的真正根源。陈独秀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认为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则是错误的。     

“苏俄”、共产国际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废约政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废约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指导与指示。其中,既有促使中共制定包含反帝废约目标的革命纲领,在反帝废约斗争中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的积极成果,也有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指示中共发起"左"的全面的反帝废约运动,使革命力量遭受损失的消极影响。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逐步调整反帝废约策略,确立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的政策。     

高君宇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兼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必要条件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作为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和理论家,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地方组织的创建都作了大量艰苦的理论和实际工作,他同其他我党早期的革命者一道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党提出"三个执政"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从中国革命到局部执政、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善于革命到善于执政的历史实践中得出了“三个执政”的科学结论,这对于我党长期执政具有重大意义。坚持“三个执政”,必须不断完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格局,处理好党和人大之间的关系,科学规范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改善党管干部的方式。     

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围绕中共对蒋介石方针三次转变的考察

季米特洛夫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直接负责处理中国事务,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关系密切。中共对蒋方针在统战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三次重要转变:从最初的"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之初又短暂转向"除蒋抗日",继而再转为"联蒋抗日"。季米特洛夫在其中发挥过重要影响。中共一方面积极参考了季米特洛夫的指导意见,另一方面自身也大有创见。他在指导中共统战方面存在一定的左右偏向问题,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轨迹

从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主要认识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历史轨迹:1919年至1929年,共产国际对崭露头角的毛泽东初生好感,并夹杂着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同认识;1930年至1939年,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在党内具体事务处理上存留某些不同意见,但对屡遭主观主义排挤的毛泽东积极支持,并广泛宣传其业绩和思想;1940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对坚持自主的毛泽东渐生疑虑,并加剧至对中共性质的质疑。系统呈现这一脉络对于全面评价共产国际、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无裨益。     

党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中流砥柱－－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而作

总结建党80年的历史经验,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社会主义时期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当今正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