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和谐公私利益关系的行政法治视角

现代法治的根本宗旨尊重人的权利、保障人的权利，行政法治作为法治在行政领域的具体化，其目的就是解决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使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谐一致。针对政府运行中因行政权力异化而导致的政府部门利益化、行政权力侵犯私人权益及贪污腐败等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的困境，从行政法治的视角出发．以行政法治规制政府运行，是和谐公私利益关系的最佳路径。     

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

行政权力是行政管理的生命线。笔者认为，对行政改革理论的研究必须引入行政权力这一概念，才能使行政改革的理论由宏观层面过渡到微观层面，从而为我国的行政改革理论奠定可操作性基础。本文剖析了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结构的概念，并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分析了行政权力结构变迁的规律，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权力结构模型：系统整合型、有限型、法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的关系，并揭示了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意义；最后，笔者认为为防止行政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刚性阻力与行政机构的自我膨胀，必须在新建立的行政权力结构中注入文化与利益两种平衡与润滑机制。     

部门行政利益冲突的阶段性特征

部门行政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冲突,即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过程。部门利益是部门行政的内在根源。从对公共利益的占有程度和表现形式来看,部门行政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利益驱动阶段、利益攫取阶段和利益定型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和利益法制化三个环节。从利益冲突角度来分析部门行政的阶段性特征有利于深入理解部门内集体腐败的发生规律。     

行政权力运行畸变的原因探析与矫正对策——一种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考量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市场中的权力主体也是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如果不存在有效的制约机制或者约束机制对这种自利性加以软化,政府及其官员的自身利益就会不断扩张,这种利益扩张又与行政权力的腐蚀性有着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公共利益的异化和行政权力运行的畸变。矫正行政权力运行畸变就必须实现行政权力设置的法治化,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行政权力监督的多元化和行政权力主体的自律化。     

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法律意识在逐步提高，对政府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要求不断增强。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权力相对于立法权和司法权而言在日益扩大。行政权力虽然为公民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但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却时常发生，如行政垄断经营、环境污染事件、国有资产流失、国有土地不合理使用、违规建设等行政违法行为不断见诸报端。     

论行政优益权

通过对行政优益权的内涵的剖析,界定了行政优益权的范围和保障措施。进而阐述如何赋予行政权以优益权,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切实保证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合理配置行政优益权,合理赋予合乎人民利益的行政行为以优益权保障。     

行政利益结构:研究行政权力运行的新视角

本文从利益的本质及内容的矛盾规定性着眼，对当前我国行政利益结构的现状与行政权力运行状况，行政利益结构优化与行政权力运行高效及规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作了分析。认为均衡态与相关性是行政利益结构状态的基本表征。我国行政利益结构表现出的高非均衡性及高相关性不同程度地造成了行政权力运行低效率及行政权力运行失范。优化体制外利益结构，协调、解决好行政利益结构内部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是实现行政权力运行高效及规范化的有效途径。     

行政公诉权本质探究

行政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认为行政主体损害或危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违法行为，在无人起诉或当事人无法起诉等情况下，代表国家将该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力。界定行政公诉权的实质就是对行政公诉权的本质特征、基本内容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行政公诉权价值功能的准确把握。可以说，不论是行政公诉权理论基础，还是行政公诉权制度建构等问题，均有赖于行政公诉权概念的科学界定。     

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创新探析——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形式,如何构建城市群间的合作机制是实现区域整体利益的关键.本文选择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分析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过程所出现的各种非合作困境及其原因.城市群的合作应该着眼于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和区域公共利益的增进,寻求利益互惠基础上的平等合作机制,走出以往单纯依靠行政权力分割和行政区变更的思路.论文提出以复合行政的理念,构建城市群合作的组织平台和合作机制.     

浅论行政道德建设

行政道德建设历来是公共行政领域所关注的焦点。在当前,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行政道德建设的核心是利益问题,正确处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是建立良好的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的关键。加强行政道德建设需从制度安排、加强道德自主性等多个角度入手,进行综合治理。     

部门利益冲突的解析与防治

当前“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以部门利益冲突加大了政府机构运行的经济成本，同时加大了我国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公权力和经济利益挂钩与政府职能划分不清及其行政监督不力是其重要原因。只有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和加快大部制改革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事相分离，开才能切断利益与权力的关系，只有加强公共行政立法和行政监督来消除本门利益冲突，才能防止政府的公共权力被具有私利的主体所分解，所以，“发展和谐服务型政府”，为社会公正提供有效保障，是以实现政府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的必由之路。     

执法权与行政权辨析

执法权与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两种权力,它们既有共性与部分的重合,又有各自的特点与运作范围,它们运作的科学性、公正性与否,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化,执法体制与行政体制的改革已势在必行,有必要首先在理论上廓清两者的界限,对两种权力的性质、特点及其概念的使用进行系统分析,为执法体制、行政体制的改革作好充分的理论铺垫.     

利益冲突视域下的公共权力价值判断回归

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和核心价值是公共性,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内在价值判断。从利益冲突发生的内在逻辑来看,起点是权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益的获取之间的正比例关系,过程是委托——代理,主要场景是公与私的交界处,利益冲突实质上是对公共权力价值判断的一种扭曲。以公共性的原则来优化公共权力构成、强化公共权利归属、重塑公共行政道德、规范公共权力私人性走向、实现公共权力价值判断的回归,是防止利益冲突、确保公共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良好运行的有效途径。     

预防权力腐败的价值和路径创新:防止利益冲突

本文所说的利益冲突,是指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公私利益冲突行为,它频发于权力与利益的共同界域,主要由于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相互作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相互交融所形成。公共性、正义性、制约性是防止利益冲突的权力基本价值。当代中国防止利益冲突的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基于存量政治资源,适当输入增量政治资源,建立以法制权、以权制权、以民制权、以德制权的机制。     

行政决策的功能定位与听证笔录的效力——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政府行政决策权的扩张,使得已有立法控制和司法救济机制对决策权的监督约束相形见绌,行政决策的合法性问题凸显。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公众交往权力制约行政决策权,从而提供了重要的约束途径。行政决策中引入听证的目的,在于发挥其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过滤器的功能;而听证笔录效力则提供了交往权力制约行政权力的通道;从立法上确立听证笔录的法律地位,建立政府对决策听证的回应机制,是推进和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行政区划改革:视角、路径及评价

本文认为,当前有关行政区划改革的讨论,因急于开药方,而模糊了行政区划改革背后的逻辑。为此,本文在梳理现有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从视角、路径两个层面,剖析行政区划改革背后的逻辑。本文认为当前行政区划改革的探讨主要有两种视角,即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的视角,视角不同行政区划改革路径也不同,并对相应行政区划改革方案进行了针对性评价。最后,本文指出,要更科学地探讨行政区划改革,必须把握时代特征。     

行政指导运行机制的博弈分析

行政指导的广泛运用是政府与相对人之间为逃避“囚徒困境”的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它体现了行政主体利益和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一致性。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信息交流的畅通有助于行政指导效能的实现。完备行政指导的程序及法律责任规范,封确保行政指导的实效有着重要意义。     

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三大对策

腐败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被用来谋取私人利益。防止公共权力非公共运用的关键之点,是对权力实施制约和监督。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应做到以法制权、以德制权、以权制权和以民制权。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筑牢思想防线。要激发领导干部自我制约和自我监督的内在自觉性,在思想上筑牢道德防线、纪律防线和法律防线。二是推进阳光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民主监督,从而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赢得公众的信赖和拥护。三是坚持制度管权。制度管权是法治国家制约权力的通行法则,制度要具体实在,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并且确保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能源大部制改革的历史分析与启示

以1988年至1993年第七届中央政府时期的能源部改革为案例,运用分析性叙述的方法,深入描述这次改革的背景、方案、运行、结果及影响。在分析能源部改革历史逻辑、总结改革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三个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观点:(1)大部制并不能针对性地解决部门协调的问题,仅仅提供了协调的机会和可能性;(2)以简政放权为目的的大部制改革难以实现部门协调的目标;(3)在对行政改革进行评价时,必须重视改革文化的培育与维护。     

What Do Bureaucrats Like Doing? Bureaucratic Preferences in Response to Institutional Reform

How do bureaucrats respond to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relation to their overall administrative goals? The authors test the bureau‐shaping thesis, which holds that bureaucrats’ preferences for certain kinds of roles and tasks motivate their support for bureau reform. Drawing on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data from a survey of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findings underscore how bureaucrat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motivations sort themselves into job types. Their preferences drive support for reform, which, in turn, strengthens the executive structure of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Drawing on the literature on bureaucrat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authors offer a more nuanced portrayal of bureaucratic preferences in line with the bureau‐shaping model. A key conclusion: political principals need improved empirical awareness of bureaucratic preferences when undertaking public institutional re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