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理论考察

如果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多集中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理论上，就往往会忽视它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整体性批判。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视角，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利己主义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可得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逻辑推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马克思主义面对全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理论形态,是人类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的结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丰富与发展马克思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以及加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马克思“技术之思”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生态问题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技术之思”的生态意蕴内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技术始终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是关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从多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技术与生态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技术实践造成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连接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在生态危机的形成问题上，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生态—社会”视角的技术批判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在生态危机的解决上，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产生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社会关系，技术进步仍然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然出路。科学理解马克思“技术之思”的生态意蕴，对科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技术发展，加快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启示。     

论马克思资本主义工业化生态批判思想——基于制度的分析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工业化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论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生态批判思想。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等生态问题。究其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由此,实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工业化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从制度根源角度探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生态批判思想,为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福斯特的生态思想及启示

福斯特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经济路径和技术路径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指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进行社会变革和生态革命,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生态双重路径的批判理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正确对待科学技术,警惕生态殖民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

工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方式,西方国家受益于工业化大生产,但也因此陷入了资源衰竭与环境破坏的两重危机之中.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不仅导致经济危机,还不断地破坏生产力.为此,资本主义不断地向全世界转嫁危机,更进一步地掠夺全世界的资源,资本主义制度用自己的生产方式绑架了全世界,任何民族如果想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走工业化大生产那种掠夺自然、征服“自然力”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过程,也是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过程.挽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生态危机的路径包括:以科学的理性弥补工业化大生产的缺陷;以先进生产力阻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掠夺;以生态民主遏制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     

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一种生态社会主义视角下的阐释

生态社会主义立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两重矛盾”的分析,具体揭示了资本积累及其不平衡发展与联合发展同当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乃至全球环境恶化之间的必然联系,进而得出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及其根本解决的社会主义唯一前途这一逻辑结论。生态社会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某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为我们深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新矛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从资本主义本质论视角分析国际金融危机

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透视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它不仅是一场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一场深度的思想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根源在于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措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我们应当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公共性:生态公正的现实基础——一个关于生态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洞见

生态危机是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的全球性公共危机,生态公正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在人与自然矛盾关系中的着重体现。现代性危机导致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更是阻滞了作为公共价值的生态理念进入私人的价值体系和生活范式。因此,要探究生态危机作为现代文明危机的现实性,就必然要在资本批判的框架下澄清生态公正问题的公共性本质,即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多方面展望超越现代性框架的关于生态公正的讨论,从而将生态危机及其公正问题在全球公共性的基础上得以回归现实生活和实践。     

生态危机的人学反思——兼论“绿色发展观”

生态危机直接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其实质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危机。从人学的视阈来看,生态危机源自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一是近代以来的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对自然的客观主义、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二是工业革命以来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资本主义利用,导致了资本对人和生态的双重掠夺。要化解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将"绿色发展"融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之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谋求人类发展的共同福祉。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与我国现代化模式的演进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联系当时的实际,确立了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国家工业化模式;第二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全面发展模式;第三代领导核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全面发展模式,、现代化模式的不断演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刑事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学说与刑罚本质理论

刑事古典学派有两种类型,即旧派相对主义和旧派绝对主义.前者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其功利主义的意志自由理论是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之上的,在刑罚本质问题上达到了功利主义与报应刑主义的统一;后者可以黑格尔为代表,其意志自由理论则以唯理论为基础,将具有自我意识的成人的意志自由作为犯罪与责任能力的基础,没有割裂刑罚报应中的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党的事业的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中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致使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存在不足。要从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加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落实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几个方面来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     

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探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并形成了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学说为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提供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列宁则关注和重视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问题，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把人的作用和发展置于相对独立的位置上，更重视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意义。     

世界统一性的实践诠释

人类的产生使处于原始自在统一状态的物质世界出现了真正意义的分化,使这种分化得以实现的真正动力是实践;也正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分化的物质世界不断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物质世界的分化与统一是在实践中实现的,同时也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的价值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当限制,是构建诚信及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同时,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构筑确保民主、保障人权、协调多元利益、反腐倡廉的和谐社会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方法论研究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蕴涵的思想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形成的思想前提 ;从抽象到具体是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本途径 ;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坚实基础 ;运用灵活的辩证思维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方法 ;从最高层次上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是把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水平的关键     

构建生态型政府的理论探讨

构建生态型政府是缓解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抉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映射与彰显,是自主创新、谋求发展的理性选择。生态型政府是政府行政管理行为创新的高级形态,旨在实现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生态化,对内部事务管理的生态化,以及公务行为的生态化。构建生态型政府的路径包括：树立和谐共生、生态优先的政府执政理念;构建社会服务职能与生态服务职能并举的政府职能体系;构建生态功能与行政功能协同治理的政府体制;构建基于利益相关的多元生态治理模式;健全政府生态制度,椅筑生态法律政策体系;倡导绿色GDP的政绩考核体系等。     

邓小平《自传》发现始末

邓小平于1926年亲笔写的《自传》,翔实地记述了他到莫斯科之前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和在党团组织内工作情况等早期活动。这件历史档案的部分内容先后被历史研究部门和传媒界广为引述,为人们真切、系统地了解邓小平早年的革命历程提供了真实的原始依据。那么,这份仍保存于俄罗斯的珍贵历史档案如何被发现的呢?这件珍贵档案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探析

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较西方国家的企业有很大的特殊性，即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所有缺位、企业干部行政化、激励机制失效和约束机制弱化等。因此，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必须创新委托代理机制，精简委托代理链条；取消行政干部任命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改革和创新，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