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及其限制

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依据处分原则的要求,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拥有处分权,这种权利有着深厚的理念基础。尽管如此,对当事人的处分权作适当的限制仍是必要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受长期计划经济模式及前苏联立法的影响,对处分权限制有诸多不当之处,应予以完善。     

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法上的新进展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即以约束性辩论原则、约束性处分原则以及职权进行主义为基础,辅之以合理的释明权制度.近年来关于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目标在理论上存在一些误识,主要体现为混淆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适用范围、夸大了当事人主义与协动主义的差异等.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条文表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核心指标——请求拘束原则和主张责任已经基本在我国法上得以确立.     

论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处分原则,但对当事人处分权进行种种限制,甚至作出了违背处分原则的法律规定,致使处分原则一直未能体现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地位和作用,立法缺陷明显。为真正确立处分原则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作出相应修改和完善,明确规定法院审理和判决范围受当事人处分权约束,并确立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规定法官释明权制度,保障当事人充分正当行使处分权。     

对我国民事诉讼中处分原则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就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处分原则是一项基本原则,它贯穿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对民事诉讼的发生、发展和终结都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中都普遍承认处分原则。但由于国家的性质不同,所以处分原则的内容也有本质的差别。即使性质相同的国家,由于国情的不     

对完善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分权的探讨

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处于基本原则的地位,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基础理论。当事人依据处分原则所享有的处分权,是其在民事诉讼中最为基本而神圣的权利,是当事人意志自由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体现与保障。本文从处分权的概念、内涵以及与法院审判权的关系入手,探寻了我国处分原则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以希为促进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有所裨益。     

处分原则的限制及其路径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处分原则在我国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产生此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处理好处分原则的限制问题。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基于公益的原因对处分原则进行限制,并将限制情形明确限定在特定案件、特别事项与特殊程序上,受到限制的诉讼权利主要是舍弃权、认诺权与和解权,有时还包括起诉权。相比而言,我国处分原则的限制事由过于笼统,限制对象几乎扩大至所有权利,结果导致限制的扩大化。借鉴大陆法系的做法,我国应当将"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般限制原则",并针对特定案件、程序、事项与诉讼权利设计"特殊限制规则",走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相互衔接、彼此支撑的限制路径。     

“民事证据裁判原则”辨识

证据裁判原则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原则。受刑事诉讼法理论的影响,证据裁判原则也在民事诉讼中被人们所提及。但基于民事诉讼的特定语境——民事纠纷性质、实体法属性、纠纷当事人关系、民事诉讼规范体系的特定性,证据裁判规范的要求就具有了与刑事诉讼法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其例外情形、原因及发生机理也有所不同。基于民事案件事实揭示的机理和民事诉讼法强调"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作为原则的意义和地位远不如刑事诉讼。对于如何认识证据裁判的规范地位和意义,无论是民事证据规范文本的规定,还是人们对例外情形的认识,都存在着一些误识。误识的主要原因是脱离了民事纠纷的特性,按照公法思维而非私法思维去认识证据裁判的意义。文章就此进行了澄清和辨析。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认定而言,更重要的是自由心证原则。     

处分原则下的当事人诉讼行为

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为民事诉讼的两大基石,而民事诉讼则是法院审判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合力的结果,因此在处分原则的框架内对实体层面上的当事人诉讼行为进行研究,对于保障当事人处分权和规制其诉讼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更合理和科学地构筑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事检察监督与当事人处分原则的辩证关系

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应当贯彻民事诉讼活动始终,落实到民事检察监督的程序中,亦应当遵循处分原则。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好当事人的处分权与检察监督职权的关系,在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同时,保障当事人对其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支配和处置的权利,是当前民事检察工作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民事检察监督与处分原则具有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实践中只有注重两者之间的协调,在两者之间把握最佳的平衡点,才能实现对公权力监督和对私权利保障的双赢效果。     

谈谈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

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支配。早在古罗马时代,处分原则作为民事活动和民事诉讼活动的原则在法律上就有反映。罗马法规定,奴隶主和自由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奴隶和财产;在诉讼制度上,将因个人利益而提起的诉讼称为“私诉”,对“私诉”采取“不告不理”和“不干涉”原则,即案件的提起由当事人自由决定,诉讼根据当事人的意志发生和发展,裁判官受当事人意志的约束。但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一     

行政裁量法律控制研究

对行政裁量法律控制机制进行研究,论证了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在分析我国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我国的法治实践,对完善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监督提供了参考思路。在论证行政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时重点放在行政程序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上,对行政程序控制行政裁量的回避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参与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分析了司法机关对裁量的法律控制,提出了行政裁量权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能审查,行政裁量属于行政权的运用活动、司法机关可以审查的观点,说明了审查的范围只限于行政裁量的合法性,在认定滥用职权的主观方面时主张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结束语说明现代社会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是积极进行行政裁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要求,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裁量制度是以有效发挥行政裁量权的积极作用为目标。提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应当是解决行政裁量问题的最终途径,完善岗位责任制、发展责任控制模式是对行政裁量进行法律控制的最佳方案。     

行政自由裁量基准质疑

行政自由裁量基准是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治实践关注的热点,其在理论和实践中似乎都已趋于成熟.然而,这一命题存在重大理论误区和实践困惑:作为基准的规则将裁量行为变为羁束行为,将外部行为内部化,将行政个案处置抽象化,将行政权利变为行政义务.基于此,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还是应当回归到法律原则中来.传统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原则如比例原则、重大事实的误认无效原则、正当目的原则和平等原则等都是有用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亦可以建构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裁量原则.     

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重新释读

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持续发展的情势下 ,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重新释读十分必要。作者认为 ,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包括法律上的实体纠纷事实和程序上的事实。法律上的实体纠纷事实具有集客观性、正当程序性、主观性于一体的性征。而对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奉行 ,要求我们特别关注法律的局限性与法官的能动性问题 ,探究有关法官基于自由裁量权补充发展法律及其与以法律为准绳的关系。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可以指引法官充分认识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并具有对法官能动司法过程的程序保障和规制的重要功能     

民间借贷融资中民刑交叉适用的冲突与协调

金融犯罪案件多涉及民刑交叉问题,采用“先刑后民”原则往往容易忽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及处分权,对民事争议中的私权完全不重视。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过场化”。基于私人财产权优先的学理基础,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民商先行”既为了加强对金融民商实体法的运用．更为了缓和金融刑法重刑主义。赋予民间借贷融资中贷款人诉讼选择权。让贷款人在刑事诉讼之前选择是否适用民事诉讼,即实行“先民后刑”。对于民间借贷融资中的民刑交叉适用,应当秉持刑法具有的内敛品格,实现从金融违法行为的“刑法依赖”到“非刑法依赖”的转变。     

Regulating Dismissal from Employment: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Procedures in the Netherlands

In Dutch law unilateral termination of labour contracts usually is only possible with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Director of the District Labour Office. The functions of thi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have shifted considerably over time: originally an instrument of labour market policy, it is now predominantly oriented to prevention of dismissal without reasonable grounds. Some critics claim that this shift urges for abolishing thi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nd leaving the matter to the judiciary competent in civil law disputes. Constitutionally sound as this position may be, its consequences would severely threaten realis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no dismissal but on reasonable grounds'.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the Labour Office procedure and into the Lower Court procedure of "dissolution for important reasons" are presented to found this evaluative conclusion.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discretion of dismissal officers and to the informal way of handling cases in the Lower Court. As a preliminary dispute processing institution, the Labour Office procedure is in tune with the comparatively large contribution of informal procedures to Dutch justice.     

“烟民被拘案”呼唤理性对待裁量基准

"烟民被拘案"为澄清实践中存在的行政裁量基准认识误区提供了难得的鲜活素材。裁量基准的制度功能在于追求个案尤其是典型个案的正义,其要义是限制而非消灭一线行政执法机关的裁量空间。为了实现这些基本功能,应当倡导一种理性的裁量基准运作模式,通过主体间权限分工、智识资源整合、程序制度设计等方式提升基准对裁量滥用的遏制作用。     

信赖规则之界定

信赖规则是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私法上产生的概念 ,英美法称之为允诺禁反言规则 ,大陆法称之以权利外观原理为基础的信赖责任 (规则 )。它在私法体系中产生 ,并在公法领域中扩张蔓延 ;它打破了英美法古典的对价中心理论 ,修正了大陆法传统的Gewere原理 ;我国民法中虽未有信赖规则的称谓 ,但信赖规则却已渗透于我国法律体系之中。本文拟对信赖规则的内涵、性质、特征等作一法理学意义上的研讨 ,并对信赖规则与缔约过失规则予以比较 ,以期对信赖规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走出信赖规则的认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