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裁判解释的规范化和具体化解析

规范化解释和具体化解释是我国解决刑事审判法律应用问题的两种方法,其中又以规范化解释为重点。规范化解释具有概括性、强制性、普遍性等特征。规范化解释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目的都存在一定的冲突。规范化解释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消除自由裁量权,更无法消除司法腐败。规范化解释可以规范一定的司法行为,但会严重影响法官审判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具体化解释符合刑事审判的特征,有利于厘清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界限,是解决刑事审判法律应用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最佳选择。     

财税法治的形成与《预算法》修改——以预算审批权为核心

当前的财政乱象源于预算审批权的形式化.预算审批权是一项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权力,其行使的法律后果在于确立年度性财政收支的规范性依据,具有明显的权力属性.《预算法》的修改应当首先确定此项与立法权并行、同处于国家权力核心的预算审批权的权力位阶和权限范围,在此基础上明确其具体的行使条件、方式与程序等规则.     

法律解释的语境分析及我国法律解释权的归位

法律解释是理论法学和司法实践共同关注的问题，从法律适用来看，法律解释连接着立法初衷和司法目的、立法权与司法权两大关系。在理论上存在对“法律解释”的多样化理解，以往主语的模糊导致对法律解释在不同的语境出现不同的理解，无形中促使了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混乱现状。到底谁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解释主体？这是必须首先理清的一个关键问题。     

宪法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之研究

权力固有属性的差异是区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基本依据。国家权力之间的错位是目前我国司法体制的主要问题与症结所在,也是导致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主要根源。理性认识司法权的内在属性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理论原点。从制度上切断司法与行政和地方的脐带,是司法真正树立起自身权威和公信力的前提。一场真正的司法改革必须从宪政体制的角度进行统筹分析与考量,每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也都应当与宪政和法治建设的总目标相一致。     

论赋予监察机关立法权——兼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应当赋予监察机关以一定的立法权限，这是监察法律体系建设的需要、监察工作顺利开展的需要以及被监察人合法权益保护的需要。要赋予监察机关以立法权，必须解决法律规定上的缺失问题、澄清对监察机关性质以及与纪委合署办公所带来的认识上的误区。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难以满足立法赋权的需要，必须通过修改立法法等相关法律，赋予监察机关以立法权。要明确行使立法权的监察机关层级，只有国家监察委员会才能行使监察立法权；要规定监察机关立法权行使的范围，即对监察职权、监察对象范围、监察程序、监察与司法衔接、监察机关内部管理等问题做出细化或规定；要明确监察立法权行使的方式，包括制定监察法规和做出监察解释；要厘清监察立法的监督问题，监察立法要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备案审查。     

试析未来香港在司法领域中的高度自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表明了“高度自治”涉及并包括了司法领域,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是高度自治的组成部份。 又据《基本法》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     

发生意义司法权的逻辑结构分析

司法权是在我国司法改革背景下受到法学理论和实践较大程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但是,这一关注主要集中于与立法权、行政权相对而言的近现代社会的司法权上,而忽略了对发生意义司法权的逻辑结构进行探本求源。因此,有必要对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勾勒出司法权最初产生和发展的基本逻辑条件和线索。     

试析中央与香港特区权界

在中央与香港特区的权界中,中央掌管国家政权,权力范围包括香港的外交权、防务权、缮本_法》的解释权、《基本法》的修改权、任免行政长官与主要官员的权力和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的权力;香港特区行使地区治权,权力范围包括广泛的立法权、独立的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有关的对外事务;中央掌管的国家政权和香港特区行使的地区治权之间存有层次之分和范围之别。     

犯罪构成的价值评价——从权力和权利的角度出发

犯罪构成的运行不仅充斥着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服从与反抗、制约与反制约的激烈交锋,也演绎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话与协商.立法权通过立法以犯罪构成为媒介来实现对司法权的限制,而犯罪构成的价值评价又赋予了司法权得以反抗和制约立法权的机会;权利要想制约权力,价值评价必须和事实评价独立进行,而且必须具有开放性,即具有不断吸纳各种阻却事由功能的价值层面的存在.     

论人和“刑事诉讼物”之关系——以人本主义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订

刑事诉讼活动的产生由来已久,但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与刑事诉讼活动之间有些什么联系以及如何对待刑事诉讼活动等问题却始终众说纷纭。《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实际上是人依据刑事诉讼活动之“物”性进行立法,法赋予人刑事司法权,人使用司法权获得“物质利益”的过程,表明人与刑事诉讼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人用物、享受物、改造物的受益过程。     

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

《立法法》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开拓精神和现实意义。但它的规定存在局限性,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央和地方立法工作中出现的混乱和无序等现象。对于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应当以其制约因素为切入点,进而分析目前立法规定和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厘清我国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思路和方法,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     

论我国检察权的法律性质

理论界关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及行政司法两重性说三种观点,这些学说各有利弊。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应为法律监督权。     

民事司法视域下司法权的内部分配与外部调整——以司法权是审判权为前提

司法权在法院内部可以分解为立案权、审理权和判决权,以破解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弊端,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系统的纵向调整既规避走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又要兼顾对司法权的监督.科学厘清司法权运行的外部制度,确保回归司法权的国家属性与专一性是司法权配置取得成效的关键.     

浅析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简

《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制度的修订，吸收了民诉学界多年来研究的先进成果，打破了原协议管辖制度的桎梏，统一了国内与涉外协议管辖。然而，这次修订无论立法编排上还是内容的实效性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当务之急应考虑如何充分发挥协议管辖制度的功能，使其更有效地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而不仅仅是修改形式上的内容。     

美国“长臂管辖”与中美经贸摩擦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经贸领域的域外管辖权问题进一步凸显。作为回应,美国采取了滥用域外管辖权、单方面依据国内法强行管辖他国机构或公民的政策,这种行为被称为"长臂管辖"。"长臂管辖"的形成和发展与美国霸权护持战略密切相关,是美国在国际经贸领域压制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美国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部门依靠本国综合实力与政治理据,相互协作,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臂管辖"机制。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视中国为霸权挑战者,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为了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美国在贸易与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长臂管辖"。这些"长臂管辖"存在严重的程序公正与透明度等问题,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加剧了中美战略竞争。从推动全球治理秩序改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必须坚决反对美国以霸权推行"长臂管辖"、以"长臂管辖"护持霸权的错误行为。     

行政议价的法律性质及其成因分析

当前广泛存在的行政议价大多属于滥用职权或者超越职权的行为。造成行政议价广泛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立法过程博弈不充分、部门利益化驱动、法院司法审查权的过度狭小。要禁止行政议价,关键是要消除行政议价的成因。     

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这8种犯罪是指犯罪行为还是具体罪名,刑法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体上有罪行说、罪名说两种观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标准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罪行说和罪名说的基础上引入附条件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对于完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具有一定意义。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提高行政效率和弥补立法不足的必然要求。但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使过程中可能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滋生腐败。为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按设定的目的运行 ,必须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道德控制、立法控制、程序控制、权利控制和体制控制。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及解决路径

查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遇到的问题较多，立法解释划分“村务”与“公务”，不符合查处案件的实际，导致出现案件管辖矛盾；立法解释未将村民小组长和村会计、出纳列为执行公务的主体，未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可成为渎职罪主体，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打击。为解决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应修改或者取消“2000立法解释”，无须划分“村务”与“公务”，否则，就应赋予检察机关以相对宽泛的机动侦查权，将村民小组长、村会计、出纳归入立法解释中所指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也可成为渎职罪的主体。     

论我国立法权限划分

立法权限划分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制体系的统一、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处理以及法治建设的成败。目前我国立法冲突、立法矛盾的不断升级暴露出我国立法权限划分存在的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在坚持立法权限划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探寻符合我国国情的划分方式,并且在实际中不断加以完善立法权限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