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基层实践:对“民主恳谈”模式的再思考

协商民主是一种新的政治发展路径,而"民主恳谈会"被当前学界肯定为基层协商政治的典型形式。"民主恳谈"模式与协商民主有相契合的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差距。此外,基层实践表明,协商政治并非竞争政治的替代性选择,二者应当稳步协调地发展。     

温岭民主恳谈和参与式预算

<正>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强调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我认为是对温岭15年民主探索的一种肯定。所以,我想围绕温岭的民主恳谈是不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不是符合中国国情,来谈谈我的感受。第一,温岭的民主恳谈就是协商民主。温岭民主恳谈经     

基层协商民主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以浙江省为例

基层协商民主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民主形式。浙江省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创新十分活跃,浙江省温岭市首创的"民主恳谈"制度,开基层协商民主之先河。杭州市"以民主促民生"的创新实践,把协商民主落实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为探索和构建协商式治理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目前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中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制度化水平不足以及协商成果落实效果差等问题,展望基层协商民主的未来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进一步总结提升成功经验,强化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具体运行的制度机制,强化监督问责机制,优化协商主体能力,加强协商民主文化建设。     

基层民主的脚步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积极探索基层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温岭在社会各层面中普遍建立健全"民主恳谈"制度,使民主恳谈成为基层政府重要事项决策的必经程序     

逻辑与现实:从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看基层协商民主

基层治理制度创新与协商民主互为依托、形成合力,基层协商治理才能实现善治。逻辑上,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在形式上要依靠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合理的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则应以协商民主为前提。而现实中,某些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缺失协商民主的前提环节,也经不起协商民主考验,甚至协商民主被不合理的"创新制度"裹挟,反而使协商民主流于形式和平庸。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契合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公民的参与责任与理性、社会认同与信任、政治合作与互惠;在互动上表现为:公民社会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社会平台、协商民主是培育公民社会的民主范式之一。构建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互动模式,必须提高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意识和能力,明确目标和取向,拓展渠道和方式,创新制度和机制,防范危机和风险。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互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启动力、政治文化转型的突破口之一、社会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     

引入民主恳谈机制强化预算监督效果—关于实施预算民主恳谈的几点思考

民主恳谈是浙江温岭干部群众在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具有原创性的一种民主形式。将民主恳谈引入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有利于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协商民主的浙江实践及其理论思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近年来浙江省若干基层实践创造并发展了这一中国特色民主的基层形态,始终以公共事务作为协商的重点内容,将社会组织作为协商的重要渠道,积极发挥网络平台在协商中的重要作用。从基层协商的趋势、格局和态势等方面来看,"以协商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已经成为了浙江民主政治建设的显著特点和基本经验。     

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行路径和制度安排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与代议制民主相比,协商民主更能反映偏好强度,让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它的基因也深嵌在现行政治架构中。以协商民主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就要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完善党内、人大、政协内部的协商民主,加强与外部特别是涉及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的对话协商,以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基层自治能力的强化。同时也要通过搭建博弈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完善法律环境、政府信息公开,为发展协商民主提供配套支持。     

协商式预算:地方人大探索预算民主的新路径——基于浙江温岭“泽国实验”的一种考察

<正>从2005年开始,浙江温岭在泽国等镇率先实行公共预算改革,积极运用民主恳谈等形式强化地方人大对预算的审查监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协商式预算"模式。众所周知,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不仅是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与运行规则,而且是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审查批准本级预决算并监督其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     

协商民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

"协商民主"是"参与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着内在的契合性,表现在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性等方面。发展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因此应该从国家制度、基层政治、社会自治三个层面发展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参与式预算: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萌发于浙江温岭基层的民主恳谈和参与式预算,是中国本土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生长在改革开放的土壤中,开启基层协商民主的新路径。近年来,在中共温岭市委的领导下,温岭市人大积极将协商民主应用到人大工作之中,     

从“温岭模式”到浙江特色--浙江省各地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启示

在基层协商民主方面,浙江省的实践探索事实上一直走在前列,从温岭民主恳谈到全省各地各具特色的探索十分丰富、鲜活和生动,无论对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全面开展还是对于促进理论创新,都有着重要意义。从浙江探索看,当前基层协商民主虽取得重大进步,但总体上尚处于起始阶段,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既要坚持政治方向又要树立问题导向,重在查补短板、完善制度,重在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重在因地制宜、创出特色,重在建立健全协调工作机制,确保有序有效发展。     

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路径的选择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协商民主理论,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复兴或转向。理论界对协商民主概念的理解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民主形态说、政治参与说、公共治理说。协商民主中的"协商"包含着"讨论"和"慎思"两方面含义,并不同于我国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我国协商民主具有协商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协商过程的统一组织性、协商层次的上下联动性等特点,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推进和完善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公开、平等、包含、理性等基本理念和原则,从制度和机制层面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并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民主协商和多数表决相结合、基层民主协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才能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之路。     

参与式预算的中国实践、协商模式及其转型——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只是度量财政收支的会计过程,更是公共利益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过程,政府预算的公共性与民主性问题是中国预算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为参与式预算的全球扩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近10多年来,中国基层政府进行了参与式预算的改革与探索,采取了普通公民建议与人大代表决策对接,以及人大代表与普通公民共同决策两种参与形式,从预算参与的协商主体、协商路径和协商功能等方面的特征来看,中国参与式预算属于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模式,该模式离成熟的协商民主存在一定差距而只具有过渡性质,因而急需实现预算协商模式的转型,其中包括公共协商的三个"重心转移":协商主体重心从政府向纳税人转移,协商路径重心从依靠权力精英自上而下的"内输入"向依靠社会组织和民众自下而上的"外输入"转移,协商功能重心从咨询性协商向决策性协商转移,协商模式转型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式预算的协商民主内涵。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治理机制,内在的包含了"合作、互动、公开"等民主治理核心要素。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底层微观设计,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针对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乡政村治共谋化价值困境、精英治村丛林化功能困境以及普通民众原子化交往困境,我们需要从协商民主的现实语境出发进一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以协商民主保障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开性;以协商民主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性;以协商民主增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合作性。     

关于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

当前，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之一，已成为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十八大对健全协商民主制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部署，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寄予乐观的期待。中国在长期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多级政治协商制度，探索出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等基层民主实践，这些为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实践经验。同时，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协商民主的协商场域正在不断拓宽。工资集体协商的广泛推行就是协商场域拓宽的一种表现，在这方面，福建泉州的工资集体协商尤其具有代表性。     

浅析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近年来,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获得很大的发展,协商民主的基层基础日益夯实,形成一种逐步扩展并影响整个基层治理的趋势。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状况与新时期所担负的使命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如存在着形式化、基层群众缺乏主体意识、制度规定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应从扩大参与范围、完善民主形式、规范民主运行等方面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行。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辨析北大核心CSSCI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概念体现了源自西方理念的协商民主内容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载体形式之间的结合。在理论创新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内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也源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差异。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深入发展,从协商目的而言,要使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同协商民主的一般目的和价值相适应;从协商主体而言,要让协商民主主体与代表制之间相平衡,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协商民主主体平等之间相协调;从协商程序而言,就是要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使其与协商民主所要求的程序正义相契合。     

协商政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导性战略选择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对民主政治提出更为本质的利益要求和参与要求的形式下,民主政治的程序设计应逐渐提上日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及中共领导体制的内在规定性,统一战线理论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思想和制度传承,以及中国传统"和"、"合"、"中"政治文化在传习过程中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产生的持久影响等多种因素,为现阶段进一步将传统的政治协商制度向更完善的协商性民主发展奠定了政治、社会和文化基础,也决定了以公共协商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协商性民主而非竞争性民主,可能成为当今中国多元社会中民主政治发展的主导性战略选择。发展协商政治,把商议性民主镶嵌入开明的权威政治框架内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