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抗争研究的中国图式

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使得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持续增大,各种群体性抗争事件持续频发。学者们纷纷关注这一事关社会稳定与繁荣发展的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在越来越多的群体性抗争研究方面,研究者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群体性抗争的理论引介与体系建构、群体性抗争的宏观研究与类型学分析两个面向上,创设群体性抗争研究的中国议题;运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两种视角、"以大见小"和"以小见大"两种方法,形成研究群体性抗争的中国视野;以问题意识下的对策研究、本土文化上的有益借鉴和议题视域上的不断拓展,体现群体性抗争研究的中国特色;比较中西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差异和反思完全借鉴西方抗争理论框架分析的缺陷,从利益与行为的互动来找寻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中国思路。中国学界的上述努力构成一幅群体性抗争系列研究的中国图式。     

中国街头官僚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基于CNKI的学术期刊文献分析

以2003~2014年CNKI的期刊来源库收录的77篇中国街头官僚研究文献为样本来分析,我国街头官僚研究呈现出五大热点主题：进行理论推介,将国外街头官僚理论及其最新成果引介至国内;进行理论对话与借鉴,明晰街头官僚概念在我国的群体所指;从自由裁量权视角入手,分析街头官僚的特殊地位;从政策执行角度,缕析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基于责任要求,探讨控制街头官僚的方式和途径。研究趋势包括：街头官僚群体的界定研究;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及其控制的继续研究;街头官僚行动逻辑的继续研究;政策执行视角的继续研究;基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创新研究;信息时代下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的电子政务研究等。     

西方理论视野下的中国集体抗争

近年来中国社会迅速变迁,各类社会矛盾和集体抗争不断发生。西方学者利用其理论资源,对中国的集体抗争做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以抗争运动理论为指导,西方学者就中国集体抗争形成的动力机制、政治机遇和动员策略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集体抗争对政治发展的影响。随着西方研究与本土研究的融合,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正在不断提升。     

“双重标准”：西方对中国的敌视与偏见

西方城市发生骚乱，那是挑战社会秩序的违法事件；若中国城市发生骚乱，就会被西方人不假思索地描绘成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抗争行动。     

“外部精英”驱动：一个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兼对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反思与重构

体行动参与者行为研究一直秉持“内驱型”成本—收益分析的逻辑框架，但这一逻辑框架忽视了当代社会精英在共同价值及多元利益驱使下，利用专业优势对行动参与者影响的多面性和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公众舆论场情境营造。为探究奥尔森“集体行动生成逻辑”是否符合我国本土实际，利用扎根研究方法，对“康菲溢油事故”引发的渔民集体抗争典型个案进行研究，构建了包括六个核心范畴在内的理论模型。由模型可知，在数字交互传媒构建的无障碍时空环境下，散落在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法律精英、传媒精英等社会精英，利用自身优势和能力，以近乎“零收益”主动介入事件，并以倾向性传媒互动引爆舆论场，驱动渔民完成集体抗争组织动员，并在行动方案选择、行动策略优化、提升共同收益预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发现原子化分布的社会精英对事件的主动介入及对公众舆论场的选择性营造，对驱动集体行动生成并向纵深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外部精英”驱动：一个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兼对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反思与重构

体行动参与者行为研究一直秉持“内驱型”成本—收益分析的逻辑框架，但这一逻辑框架忽视了当代社会精英在共同价值及多元利益驱使下，利用专业优势对行动参与者影响的多面性和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公众舆论场情境营造。为探究奥尔森“集体行动生成逻辑”是否符合我国本土实际，利用扎根研究方法，对“康菲溢油事故”引发的渔民集体抗争典型个案进行研究，构建了包括六个核心范畴在内的理论模型。由模型可知，在数字交互传媒构建的无障碍时空环境下，散落在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法律精英、传媒精英等社会精英，利用自身优势和能力，以近乎“零收益”主动介入事件，并以倾向性传媒互动引爆舆论场，驱动渔民完成集体抗争组织动员，并在行动方案选择、行动策略优化、提升共同收益预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发现原子化分布的社会精英对事件的主动介入及对公众舆论场的选择性营造，对驱动集体行动生成并向纵深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泰国政坛的“民主”乱局

5月19日,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领导人在曼谷向示威人群发表讲话,宣布＂红衫军＂将停止集会,随后向警方自首。这意味着＂红衫军＂在曼谷街头持续近两个月的抗争行动就此落幕。这次抗争行动导致近1800人死伤,堪称1932年泰国施行君主立宪制度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冲突。抗争行动虽然结束了,但泰国军队武力驱散＂红衫军＂而引发的暴力冲突已向全国蔓延,整个社会局势仍是＂乱＂字当头。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高校思政教育创新策略研究

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网络设备平台的发展以及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必须要对现阶段的高校思政教育进行创新发展才能提高思政教育的质量。基于此种情况,在本文当中,笔者对"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策略进行了研究与论述。     

“互联网+”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实践调查——基于崇州掌上明珠家具的实证分析

国务院从顶层设计层面制定国家"互联网+"行动战略,促进互联网与各产业融合创新。在此背景下,传统产业如何主动适应和实践新形势、新常态,抓住和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引擎",实现采购、生产、销售、库存、质检等多环节的深度融合,全面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文章采用实证调研的方式,总结分析崇州传统家具制造行业——掌上明珠的互联网实践之路,并基于企业实践和政府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压力行为与民主政治的思考

在中国,压力行为是一种民间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源自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愿,并往往体现在与法律无涉的领域,如利益实现机会、利益分配政策、利益分配方式等。当权力违背公正、民间利益严重受损的情况下,民间的集体不满就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不同形式的抗争,压力行为正是这种抗争的合理选择。对压力行为这种政治参与因素如果不能正面理解和培育,我们的政治监督就很难真正落实。     

后发展视阈下的社会管理——抗争政治与国家构建的视角

战后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政治转型给后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后发展国家普遍面临着"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围绕这一双重困境展开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冲突,形成了各自国家独特的抗争政治、社会联盟、(政党建设)国家构建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道路。面对抗争政治,成功实现由社会联盟到国家构建的国家获得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失败的国家则陷入了经济落后、国家政权崩溃和社会失序的境地。研究和探讨后发展视阈下的抗争政治,发现社会经济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抗争政治到(党的建设)国家构建的演变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农民“抗争”的发生、特征和治理

农民抗争政治一直是农村政治的"隐藏的文本",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范式叠出。众多范式并非单线的学术进化史,而是因研究焦点、价值预设、分析方法和研究路径等不同而产生的范式"众生相"。通过农民抗争研究中对抗争策略的关注,回归到对农民抗争的发生和农民群体行为特征的研究。近代以来,地方权威与地方社会形成了一个"利益分离结构",特别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地方权威与地方体(1)之间的利益分离越加明显,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农村劳动力的经济生产活动脱离了地方体,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离散家庭,进而影响到乡土地方权威的再生产。两种结构性的变迁决定了农民抗争的发生和抗争路径,使新时期农民抗争呈现出新特征:话语权影响力的缺失将进一步降低农民抗争的底线和增加集体行动的成本,冲突抗争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但冲突性的农民抗争一旦发生,传统地方权威在治理农民抗争上面临着失效和失语,外出农村精英将用更强的话语权影响力来引导农民抗争,新的抗争形态具有不可协调性和持续性;政府对农民抗争的传统治理术将失去操作空间,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     

政治结构与社会基础:中国草根志愿组织研究进展

草根志愿组织是中国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组织化行动的载体。在组织层面上,对中国草根志愿组织的研究集中于其所处的政治结构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政治结构方面主要考察了中国草根志愿组织在当前的体制下所具有的机会与面临的限制,社会基础方面则聚焦于中国草根志愿组织的生发条件和内部治理结构。在中国语境下,草根志愿组织如何发展出具体的行动策略,研究者如何发展出更加适合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威权体制下的环境抗争与政府回应——台湾经验的分析

分析台湾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前这一威权体制时期下的环境抗争与政府回应的阶段性变化表明:1980年至1987年的环境抗争主要以自力救济为主,使用围堵和身体暴力等较为传统的抗争手法,这一时期政府对环境抗争的回应采取了较为克制和容忍的态度,因而环境抗争也较能取得成功;解严后,环境抗争进入一个爆发期,集会游行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抗争形式,政府也一改过去对环境抗争的容忍态度而转向强力压制。但压制的效果却是使环境抗争进一步反弹上升;在1992年以后,政府更依赖于法律来处理环境纠纷和因应环境问题,逐渐形成地方化和例行化的抗议处理风格,环境抗争亦走向温和化和常态化,发生暴力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台湾经验对于大陆的启示在于:一方面在面对环境抗争时应当尽快建立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因应方式;另一方面应认识到包括环境抗争在内的社会力本身也可以成为制度和法治发展的动力。     

党的文献编研成果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基于国内主流网站的考察

互联网对党的文献编研成果的传播以及宣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互联网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网站平台仍是党的文献编研成果在互联网传播的主要方式。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使党的文献编研成果的信息化程度也在逐渐加强。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党的文献编研成果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更为专业,逐渐成为关注热点,受众人群更为年轻化,信息共享性和协作性加强。党的文献编研成果在互联网中的传播是一股积极的潮流,通过宣传也提高了人们对党的领袖人物更为客观正面的认识。互联网给党的文献编研成果的传播提供了现实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求我们创新文献传播形式,密切关注网络安全,严守思想舆论新阵地。     

现实生活折射与民众意愿表达——互联网的社会安全阀功能探析

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标志,其自身特点和相关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的聚焦与研究,而关于互联网在阶层分化与群体交往中所起到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却并未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更值得反思的问题在于当下中国社会,互联网作为目前最大的群体利益与民意表达空间,如何合理有序的促使网民正确理解和使用网络平台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事实上,人们在网络中的话语与行动是既对现实世界中核心事件的群体表达,也是个体身心遭遇与生活情绪的反映,是现实社会身份的象征与异化。所以,关注与促进网络平台的社会安全阀功能、正确的引导与吸收网络民意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与应用网络平台,并为解决其产生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学界以中国海洋经济论题的特定研究文献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讨论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笔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全文数据库中的海洋经济方面的文献进行统计、归纳与梳理,进而了解中国海洋经济的研究现状。笔者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阶段性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并对既有研究文献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     

集体行动:概念比较中的理解

集体行动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概念。中外学者在研究集体行动时往往涉及集体行为、抗争政治、集体抗争、社会运动、群体性事件、集体上访等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拓宽了集体行动的研究范围,但又可能造成概念之间的混用。因此,通过梳理国内外学界的代表性观点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来明确界定集体行动并与相近概念进行系统比较,能够更加明确地理解集体行动的内涵与外延,以及与相近概念的关系。集体行动作为一群人为了大致相同的目标而做出的协同性行动,与集体行为有交集。集体抗争、集体上访、社会运动、群体性事件是集体行动的子集。群体性事件是一种体制外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是有组织、提出普遍性价值诉求、持续时间较长的集体行动;抗争政治未必是集体行动,其与集体行动的交集是集体性抗争政治。因此,系统比较集体行动及其相近概念,一方面有助于推进集体行动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实务界准确理解与认识不同的社会行为,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来缓解与解决社会矛盾。     

殊途同归:互联网促进地方治理创新之路径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于中国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和模式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互联网与地方治理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互联网促进地方治理创新发生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与治理转型需要的双重背景下。具体而言,互联网影响地方治理有两种主要路径:自上而下地实现"渗透—控制",以及自下而上地实现"参与—回应"。这两种路径虽然动力不同,却可以相互促进,互联网时代地方治理转型的最终目的应是一种多主体良性互动或者说是"协同"的治理模式。     

互联网金融:本质、现状与趋势

尽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还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但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已越来越多。已有研究大多围绕业务模式、对传统金融影响以及监管方式等,忽视了对互联网金融本质的研究。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它与传统金融的区别体现在四个基本特征上:去中介化、信息有效性、利基市场和可获得性。互联网金融不会取代传统金融,这是由交易成本和分工方式所决定的。不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互联网金融主要业务模式是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和股权众筹融资。基于长尾理论分别对这三种模式进行分析后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空间巨大,其中,股权众筹发展空间最大,这既是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结构优化的需要,也是经济"去杠杆化"和降低全社会负债水平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