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人性基础

任何科学都与人性有关 ,经济法与人的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经济法基于经济人的人性缺陷造成市场失灵而得以产生。道德人理念是经济法建构的人论基础 ,经济法的理念、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制度都是建立在道德人理念之上的。政府完全道德人假设明显不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 ,政府干预失败是政府完全道德人假设破灭的逻辑结果。     

对刑诉法修改的人性思考

一、现行刑诉法在人性化方面的缺失刑诉法的修改与完善必然涉及人性假设的问题,我国现行刑诉法对警察、检察官、法官的人性假设的逻辑前提是:公检法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打击犯罪的专政力量,因而公检法人员是值得完全信任的,继此顺理成章地推定公检法人员具有健全的人格与道德良知。如刑诉法第89条就要求,侦查机关不仅要收集兼疑人有罪的证据,甚而还要收集无罪或罪轻的证据。这一法条的设置实质上是基于人性假设的道德要求,即假设侦查机关的人员是道德健全的人,他们在收集兼疑人罪证的同时,也会凭着良知收集嫌疑人无罪的证据。果真如此吗…     

制度公正与人性制约

制度公正指社会在进行制度设计、制度选择、制度实施、制度创新和制度评价过程中要遵循社会公正原则.制度公正是符合人性要求的产物,同时设定并付诸实施的制度又会反作用于人性.一种制度公正与否自然不能脱离人性的考虑,制度公正的人性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正确的人性假设是制度公正的前提;2.制度公正必须符合人性实际的要求;3.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制度公正的相对性;4.制度公正的实现还受到人性发展水平的制约.制度公正的基本功能就是抑恶扬善,协调私利与社会公益的矛盾,塑造全面发展的人的个性.     

论现行刑事立法对传统法律文化精华的继承 以现行《刑法》对几类特定犯罪人的立法疏漏为视角

法律不强人所难是西方的著名法谚。当法律与人伦关系、人性道德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在多大程度上包容民间基于人性而生的伦理关系、基于同情弱势而生的道德取向?中国自古就对亲情犯罪、年老废疾者规定了有别常人的减免刑罚制度。然而这些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却     

举报犯罪应当是法定义务吗?——基于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法理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举报义务的设置并不妥当。从举报的社会功用层面看,举报虽有着维护法律制度运行,建构制度信任的重要功用,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破坏人际信任的代价。当举报成为法定义务时,告密行为也同时得到激励,行为人可将自身的道德责任转移给法律,并有可能促使"告密者难题"的出现。举报义务从根本上看,是"德自法出"的秩序模式的产物,它出于对法律制度的绝对维护而忽视了社会自生道德秩序的应有地位,忽视了人性的根本需要。只有把举报视为权利,才能更有利于人性的培育和个体道德意识的成长。     

从法律与人性之维探讨见死不救不应入罪理由

近年来,一系列见死不救事件引发了社会道德危机,一些人强烈建议将见死不救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对于见死不救的行为目前主要有肯定说与否定说。然而无论从人性的维度还是法律的维度看,都不应将见死不救入罪。从人性的维度看,假设人性本善,那么见死不救可以通过引导避免;假设人性本恶,见死不救入罪将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从法律的维度看,见死不救入罪违背刑法的基本的原则,在实践中也面临操作困境。     

宽容与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思考

作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性不仅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刑法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伦理精神。以宽容的眼光看待人性,不仅要尊重人性中利他的欲望,而且要容忍人性中利己的要求,这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刑法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伦理精神。而正是中国刑法人性基础的薄弱乃至于人性宽容精神的缺位,引发了中国刑法的道德化危机,并导致了中国刑法在立法制度安排、司法实务适用和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系列误区,因而需要以利益平衡为原则,培育中国刑法的现代伦理品格。     

社会制度的历史成长与理性设计——简论柏克国家法律思想的人性基础

本文以柏克国家法律学说的基础——人性论为出发点,探讨了他的国家法律制度与人性、神性以及理性的关系;并认为柏克的国家法律学说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社会及其制度同人性一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解决的办法不在理性的设计与创造,而在于人类共有的智慧逐步控制和减少其影响.社会制度只有在道德情感、宗教信仰、优良的习惯等人性因素哺育下才能日趋完善.     

宽容与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思考

人性作为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结合体,不仅具备了人类道德基础,同时也具备刑法现代化的伦理精神。做到以宽容的眼光看待人性,就要以人类道德作用基础,在容忍人性中利己的要求时,也要尊重人性中利他的欲望,同时这也具备了刑法现代化的伦理精神。目前,在当前的社会中,缺乏人性宽容精神,这也正是中国刑法最为薄弱的地方,导致中国刑法出现道德化危机,并引此而造成了中国刑法在理论研究中的立法制度安排等一系列误区,因此需要以利益为平衡原则,深化中国刑法的现代化伦理研究。     

浅析管理活动中人性假设演变的动因

人性假设的演变反映了管理学界对处于管理活动中的人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对人表层的研究转向深层的研究;从对人片面的研究变成比较全面的研究;从对人的静态研究过渡到动态研究。可以说,人性假设的演变是对人性研究逐步深入的突出表现,当然,这个演变过程是由多方面的力量推动的。     

我国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法律问题研究

股票期权制度作为近年来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一种企业激励机制,在我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但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甚至空缺,我国大多数公司在这一制度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各种问题。改变我国现有的公司资本制度,为建立＂库存股＂提供可操作性,并修改《公司法》与《证券法》中关于新股发行与股份回购的相关规定,是有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其次,将独立董事纳入激励对象范围,为激励对象提供更多行权资金来源渠道,有助于提高该制度的实施效果;最后,修改《税法》,给予股票期权制度更多税收优惠政策,更好地体现税法在调节该制度激励尺度和激励方向上的杠杆作用。     

从激励机制探讨知识产权信托交易模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品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体现其价值。我国传统的科技奖励制度不利于知识产品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知识产权的私法特性为视角,探讨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科技创新方面具有根本性,并指出知识产权激励机制是知识产权交易模式创新的基础,而我国传统的知识产权交易方式具有成本高、风险大等不足,因此选择新的交易模式弥补传统交易方式的缺陷迫在眉睫。信托交易模式的应用是知识产权交易模式的一种突破。     

精神权利的困境——两大法系版权立法比较分析

经济进步与科技发展,为作者精神权利带来了严峻挑战。精神权利何去何从,已成为理论界热点问题。两大法系有关精神权利的立法进程及模式,可以带给我们启迪。应当摒弃英美法系版权法之"弱保护"模式,重视精神权利在财产方面的激励作用;还应当纠正大陆法系将精神权利作为纯粹人格权之立法模式,挖掘精神权利的财产属性。在融合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唯有如此,精神权利才能最终摆脱困境。     

美国慈善捐赠税收扣除制度的考察与思考

近年来美国在慈善扣除理论与立法上的重要变化尚未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美国慈善扣除制度在实施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目前美国已有不少研究开始对传统的慈善扣除理论进行批判,美国政府也已经开始对慈善捐赠扣除制度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因此,在完善我国慈善税收激励制度时,在对美国慈善税收扣除立法实践考察的基础上,梳理其理论发展并进行制度反思,除了肯定美国慈善扣除制度对捐赠的激励作用之外,还应当重视当前美国慈善扣除理论方面的变化及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合理设计慈善扣除的比例限制,科学设置边际税率,选择适当的慈善税收优惠方式,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慈善税收激励政策。     

服刑人员分级处遇制度研究

分级处遏制度是行刑个性化和刑罚人道的重要内容，具有激励服刑人员改过自新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是监狱调控服刑人员改造行为建立良好监管秩序的重要手段。分级处遏制度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需要精巧的立法设计和科学的实施。而受旧有的行刑观念和制度的影响，我国现有的分级处遏制度还比较粗疏和薄弱，激励机制明显不足，对推动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相当不利。亟待从立法、运作措施和人员专业化等方面进行完善。     

完善吉林省中小企业激励机制的几点建议

吉林省中小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企业激励机制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从目前吉林省中小企业实行的激励机制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对自身规模不大、竞争力不强的中小企业来说,能否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将直接影响其生存和发展。本文在分析当前吉林省中小企业激励机制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激励机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建立完善、科学的激励机制的对策。     

土地用途管制模式的立法转变

我国现行土地用途行政管制模式出现“制度失灵”，公法与私法规范结合的激励性管制应成为行政管制的替代模式。国际上土地用途管制改革已出现了总量管制与弹性管制、社区赋权、规划协议等激励性管制的实证样本，规划的不确定性理论、规划权利理论、管制协商理论为新型管制做出了法学解释。激励性土地用途管制的本质是模仿市场机制的私人自我管制。在我国，国家本位的衰落，土地市场多元利益的并存与竞争，迫切需要以激励性管制替代制度成本过高的传统行政管制。土地用途管制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划分行政干预与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法定边界，合理嵌入管制的私法规范。     

The Legitimacy of Judicial Responses to Moral Panic: Perceived vs. Normative Legitimacy

In some instances,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s affected by a moral panic; that is, by an exaggerated social reaction to an assumed threat to moral values. When influenced by moral panic, courts demonize defendants and aggravate punishments. Are such responses legitimat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by contrast to legitimate condemnation of criminal conduct, demonizing defendants ought never be legitimate. The legitimacy of aggravating punishment require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sociological concept of legitimacy (“perceived legitimacy”) and the moral concept (“normative legitimacy”). Aggravation of punishment in response to moral panic might be perceived as legitimate since it expresses public perceptions about the severity of the threat to a social value, even when these perceptions are exaggerated; however, punishments that are proportionate to such a perceived, exaggerated, threat to a social value are unjust and unfair, and therefore are normatively illegitimate. When the panic subsides, courts tend to return to lower levels of punishment. The subsidence of the panic enables one to realize that a gap between perceived and normative legitimacy has been created during the panic. Should and can the gap be bridged retroactively in order to gain full legitimacy? One way to bridge the gap is to grant clemency that will reduce the punishment of defendants whose sentences were exaggerated unduly during the panic. The article proposes a more radical mechanism that allows for sentence re-evaluation in cases of moral panic.     

高管薪酬的法律迷思

高管薪酬机制既是资本市场辉煌的动力，也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诱因。金融危机背景下“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单向保护高管利益的扭曲薪酬机制面临反思。在薪酬机制从现金薪酬向股权薪酬过渡，股权薪酬与业绩脱钩，高管薪酬公平议价面临遭遇质疑之际，行政强制的限薪措施只是一种临时的激进措施，程序合理化与信息公开化为基石的公司治理是解决高管薪酬的方向。     

有效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思考

独立董事制度特有的价值目标使独立董事必须具备独立性、客观公正性、公司整体利益的代表性。在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除了要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外,必须建立完善的独立董事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充分调动独立董事的积极性,督促其尽职尽责,更好地行使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