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罗马崛起中的和谐因素

古罗马文明留下宝贵的政治遗产,其中共和国早期蕴含社会和谐的政治实践闪烁着罗马人高超的统治技术。古罗马社会和谐的核心内容是,在内部的等级斗争中,平民与贵族互相"妥协";对外在与意大利同盟者的关系上,古罗马推行互     

古罗马与古代中国监护制度之比较

监护制度作为现代法律体系中人法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罗马法上已经相当完备，而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这一制度却相当罕见。本文试图从古罗马与古代中国关于这项制度的有关规定入手，深入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古罗马监察官制度及其评析

古罗马监察官制度标志着罗马共和国对公民数量、财产、国家财政和工程建设、监督公民道德等方面的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监察官制度对于维护罗马共和国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却无法抵制财富对公民的诱惑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美德的丧失,监察官制度最终也名存实亡了。     

古罗马与古代中国家庭制度之比较研究

古罗马的家庭制度与古代中国的家庭制度有很多的共同表象，这与其共同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二者后来的发展道路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经济结构不同，宗教的影响力不同，精神生活的发展程度不同。比较古罗马与古代中国家庭制度的异同，可以发现家庭制度发展的规律性，家庭制度与其他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     

战争对古罗马妇女家庭生活的影响

古罗马人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战争为其带来了财富和荣耀,在战争把男性推上时代巅峰的同时,也使广大男性终日忙于军旅或战死疆场.男性的缺失为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条件.家庭是古罗马妇女的主要活动空间,古罗马妇女地位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婚姻形式的变化和为妻为母地位的提高,这也使罗马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拥有幸福与和谐的家庭.古罗马妇女把罗马战时妇女观内化为自身的意识和行动,也把对战争的参与作为自身取得自由和解放的有效途径.     

近十年来国内古罗马妇女研究述评

古罗马妇女史是古典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指出古罗马妇女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少权的地位,但并不妨碍她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与此恰好相反的是,由于女性特质的存在,古罗马妇女在宗教祭祀中占据重要席位。而传统的家庭和婚姻生活依然是妇女活动的主要舞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女性意识逐渐觉醒,自主性增强,社会地位也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中西方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建设

从中西方比较视野来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在西方现代政党制度、思想、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中,结合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政治情感、民族心理等诸多因素,推陈出新的制度创新,是人类政治民主实践的新模式。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践探索是人类民主政治实践的一部分,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是世界政治制度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不是谁是谁非、孰优孰劣的相互对立,不应当以排斥或抵触的心理做非此即彼的判断,而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在交互对话中寻求中国政治制度话语权,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演进与国际政治治理秩序重塑的变革中建构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     

古罗马大法官制度论述

在丰富而博大的古代罗马法中，我们会发现有这么个特别制度：它与严格注重繁文褥节的古代司法制度通异，似一股涌动在缓漫的罗马法史长河中的活水，它就是罗马法中的大法官制度。罗马法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法，作为长官法之一的大法官曾起了功不可应的作用。一大法官制度的演变公元前510年，罗马由王政时代进入共和国时代。随之，替代“王”权执掌罗马政权的是每年经元老院批准的两名执政官，他们是共和国最高官吏。随着罗马国家的强盛，需要处理的国事越来越多，之后陆续增设了事务官、监察官、市政官，并于公元前367年增设了大法官一人…     

中国传统契约制度新探—以契约自由观念为视角的解读

从西周至清末,中国传统契约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并高度发达的制度体系,但中国传统契约在缔约形式方面、缔约主体方面和契约内容等方面受到重重羁绊与束缚,从而无以养成负载现代契约精神的契约自由原则.但中国传统契约注重缔结契约双方的"和同"原则,蕴含了契约自由思想的质素,与近代西方民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潜在契合,为近代中国民法继受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本土资源支持.     

打破西方政党政治话语霸权构建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

当前,在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伟大实践的同时,以话语体系这种外在形式为突破口,努力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成为一项紧迫的课题。加强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建设,既是我国多党合作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体系不断完善过程中必要且务实的选择,也是打破西方国家话语霸权应有的选择。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主要解决内外两个问题。对内要提升大众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认同度,对外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更多地理解。要以面向世界的姿态,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构建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     

古罗马五大法学家小传

苏尔茨在《罗马法学史》一书中明确指出:现代法学起源于中世纪意大利的波伦那法学派(即注释法学派),而该学派的诞生,得益于罗马的《国法大全》,因此,罗马法学是现代法学的基础。罗马法学为何能达到古代世界最发达之形态、为何能成为现代法学的历史基础?除其它各种条件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古代罗马存在着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     

都市文化学视野中的古代罗马与建康城

古代的罗马与建康城,曾被誉为人类"古典文明两大中心".实际上,它们在世界古代历史上的双星闪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独特的城市文化结构.这两座城市分别为西方和中国留下了两种典范性的城市文化发展模式:"城市帝国"和"诗性都会".     

古罗马军事刑法史略

古罗马军事刑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王政时期,军人并非独立的社会群体,敌对行为成为军事犯罪的最初形态。共和国时期,军事刑法与军事纪律的发展紧密相连,而且刑罚措施较为严厉。帝国时期,军事刑法开始逐渐成文化,《学说汇纂》收集了诸多军事刑法条款,体现了相当高的立法技术。上述历史启示我们要进一步明晰军事刑法与纪律条令的界限,避免立法的混乱与模糊。     

中世纪欧洲的法律思想——政府责任法律规制之法律思想溯源

中世纪出现了各种权力思想的萌芽,包括各种法律思想。从封建化过程中的法律属地原则、"契约"与"同意"思想到中世纪鼎盛时期习俗思想和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市民管理法律思想和古罗马文化中的法律思想,为我们展示了中世纪的法律思想的历史画卷,也为我们研究行政责任法律规制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史料。     

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维度

经过近代以来100多年政党政治实践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改革的实践,在人类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探索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从西方引进通过中国的实践创新发展而来的多党合作制度,立足中国国情而又兼容中、 西、 马,以其自身独有的特点和优越性,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外来理论与思想的试验场,而应是理论创新的发源地,建构"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制度话语体系,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     

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

随着现代化的展开,现代西方政治话语形成了权力与权利两个基本维度。就权利话语来看,经由古代罗马到现代的发展,逐渐由自然法转变为自然权利,形成了以个人权利为内容的权利框架;就权力话语来看,古代希腊的道德权力也逐渐实现了道德与权力的分离,形成了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权力框架。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既是对古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扬弃,也是西方政治话语现代化的结果。     

自由与公正的冲突和平衡--论罗马契约自由思想

罗马契约自由思想是罗马契约自由与契约公正冲突和平衡的一定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正如罗马的自由观和公正观一样,它从一开始产生,便带有严重的缺陷,与现代契约自由思想相比,它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自由思想.     

中国政治协商的发展探析

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较成熟的制度化民主实践.西方协商民主是一股民主思潮,构想了一种基于公民实践推理的政治自治的理想.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理论界解读政治协商制度的需要,学者们纷纷引用协商民主论者的话语来为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寻找普适性理论的支持,造成了对中国政治协商和西方协商民主的双重误读.协商民主理论无疑可以为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但其前提是认清中国政治协商和西方协商民主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把协商民主理论"拿来"为发展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服务.     

西方“以恶抑恶”的制度伦理及其正义价值取向

作为西方经济文化形态的制度伦理以人性本恶为出发点,演绎出以法正义为核心,“以恶抑恶”、“以恶增善”的制度伦理,它内涵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提供了思想资料。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汲取西方“以恶抑恶”制度伦理法正义诉求的合理内核是当前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制治互洽逻辑的西方困境与中国重建: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理论阐释

制治互洽指的是特定制度与善治目标间的契合状态及其合理化论证.受限于西方的话语霸权,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制治互洽关系的理解被桎梏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单一制度形态中.然而,实践与理论双重困境的出现,宣告着西方制度条件下制治互洽逻辑的解体,也促使人们反思西方制度在政体思维、选主崇拜,乃至制度根本属性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实践则带来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之治"的伟大成就,从而重建了中国本土的制治互洽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深入、系统、准确地把握中国之制的比较优势,理清中国制度中历史基因、革命道路、实践导向的有机统一,将有助于以正确的改革导向更充分地发挥出中国的制度优势,并为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建构与中国实践相匹配的中国理论,从而重塑制度自信、文化自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