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关系的演变——基于相关研究的总结

在界定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的基础上,可以从两者间关系演变的角度呈现村落转型的内在逻辑.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总结,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村落因为"权力的文化网络"而能够与国家实现较好的衔接,并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自近代以来开始的急切的国家政权建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冲击了村落的自生秩序,不仅没有实现国家与村落的有效衔接,反而出现国家政权普遍的"内卷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全能国家的原因致使村落自生秩序再次受到全面冲击和压抑,结果是强大的党政体系主导村落的一切事务,因而谈不上村落与国家的衔接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村落自生秩序各种形式的复兴在我国各地农村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生秩序与现代国家实现了有效衔接.对此变迁历程,需要结合我国近年来村落面临的新境遇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展望.     

基督教现实主义国际伦理思想浅析

在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传统中,基督教现实主义是一个特殊的分支。与古典现实主义的＂非道德＂取向不同,尼布尔等代表人物在重视权力政治与国家利益的同时,始终强调伦理道德因素的作用。他们致力于在权力与道义、秩序与正义之间寻求和谐与平衡,使其既符合政治利益,也符合伦理原则。这种努力在任何时代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从基督教伦理原则和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出发,通过对个人、社会、国家以及国际体系诸层面的伦理道德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形成了系统和独特的国际政治伦理学说。在实践伦理上,基督教现实主义对战争、核威慑等问题的规范性思考,虽有局限性,也不乏重要参考价值。     

从分利到整合：项目下乡中的多维利益运行逻辑——基于W村蘑菇产业项目的考察

项目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项目下乡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多元利益诉求重构了乡村社会利益网络,使乡村围绕利益分配形成新的治理秩序。通过对W村蘑菇产业项目落地案例的实地考察发现,基于政绩诉求、经济效益、伦理秩序以及社会效益行动逻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使得下乡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分利秩序。各利益相关方从权力、社会和资本等多方面影响着进村项目的落地与实施,并通过多重利益共生机制、利益联盟机制以及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发挥整合作用,推动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保障项目下乡的有效运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国转型期政治秩序视角下利益机制的构建

社会快速转型期引起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利益的分化,涉及到每个社会成员,经济主体和社会集团的切身利益,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及其合法性存在。加强利益机制的构建对利益分化进行有效协调,才能保证政治秩序的良性发展。本文阐述了利益和政治秩序的关系,分析了当前利益分化对政治秩序的影响,指出构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整合机制,以保证中国快速转型期政治秩序的稳定。     

利益团体与公共政策制定——读《制度、影响力与博弈——全国妇联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思索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能够有效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证社会基本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其呈现的是一种和谐的利益秩序。而一种和谐的利益秩序,应该包括如下几个基本要素:公平、自由式的利益竞争秩序;理性、制度化的利益表达秩序;高效、民主式的利益综合秩序;合理、公正式的利益分配秩序。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从这些方面入手,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利益秩序。     

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

中国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影响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因素。然而,探讨国际秩序转型不能仅仅关注实力结构的变化或大国之间的实力较量,更要聚焦于国际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一深层问题。国际利益格局是主要大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协调和分配彼此利益形成的安排,是构成国际秩序的重要维度。在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下,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利益格局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关系。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和新兴国家利益诉求的日益增多,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面临国际利益格局再调整受阻的困境,无法根据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实现自我调整。中国既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受益者,也受到利益格局中诸多不合理要素的制约,影响到中国实现和维护自身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应在继续参与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而又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利益格局的良性调整。     

纠纷的控制单位：私的程度与私的身份问题

公私观念构成了农民行动逻辑的深层基础。根据农民的公私观念，不同性质的纠纷由不同的调解人来解决，形成不同的纠纷控制单位。在宗族性村落，宗族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私的特征，同姓发生的纠纷一般在宗族内部解决，宗族构成一个纠纷控制单位。在宗族内部，纠纷又因私的程度不一样，需要在不同层级的单位中解决，从而型塑宗族性村落特有的纠纷控制模式。     

中国古代法秩序的形成、演变及重构

中国古代的法秩序是建立在纠纷解决机制下的,且具有独特的内涵,这种法秩序的形成归因于古代社会的独特条件,如人员的非流动性、乡绅的独特作用等。但古代社会形成的法秩序面临着解决现代社会纠纷的巨大压力,显示出不相适应性,只有对古代法秩序进行重构,才能解决现代社会纠纷,适应法治社会需要。     

论政府信任关系的秩序功能——读张康之教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

秩序的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分析社会的秩序需求时,会发现政府信任关系与秩序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中,张康之教授在历史的坐标中把人类以及政府的信任关系划分为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认为在习俗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所造就的是权力秩序,在契约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则造就出了法律秩序,正在成长中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将成为合作秩序得以确立的基础。习俗型和契约型的政府信任关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权力秩序、法律秩序反映在各自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是以社会隔离的方式去强化社会的异质性的,它们分别反映出了制度的理性危机和道德缺失。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将扬弃既往所有的外在秩序追求,为确立一种有机性的、内在于人的和谐秩序提供支持。     

华夷观念与文化优势

蕴涵在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国际秩序理念,是华夏伦理性政治秩序的自然扩展,主要不是靠武力维系,而是依靠华夏"礼仪",即政体组织形态、儒家理念、法律体系的吸引力,形成非强制性的"天下秩序".华夷观念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既贬低其他民族又有较强包容性.能否像过去那样提供文明的标准并且被周边国家认同,则是中国能否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