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劳资冲突的特点与政府管理

劳资冲突可有冲突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的解释。当前冲突特点是群体性事件增多,破坏和暴力性增强且集体和组织化,最终矛头往往指向政府。原因是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社会权利意识增强,劳资双方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管理中存在两难困境,社会公众对政府的高依赖、低信任。对策是完善三方谈判机制,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提供法律援助和支持,探索政府管理和社会化解冲突的多元协同机制。     

公共组织的冲突化解能力研究:问题与对策——基于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比较视角

公共组织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要机构,不仅包括政府公共组织,也包括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各种问题与矛盾汇聚,多元性、群体性社会冲突不断增多,这无疑对公共组织的冲突化解能力形成严峻挑战,通过将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进行对比,发现其在化解冲突的过程中各自存在哪些问题,以便针对性的提出建议。     

从破坏性冲突到建设性冲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突围之道

老旧小区如何成功加装电梯日益凸显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老大难问题,代表不同利益的高低层住户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W市D小区一波三折的电梯加装过程显示:公共冲突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冲突的化解要采取整合的方式而非控制或妥协的方式;积极的制度环境对电梯加装工作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社区能人在冲突的化解中充当整合者的角色。在处理冲突时,要促使其从破坏性向建设性转变,努力整合各方利益,促进多方对话,同时充分发挥好制度环境和社区能人的作用。     

公共政策冲突的形成与化解

公共政策兼容协调是现代化社会应有之义,现实中却面临政策冲突的严峻挑战。公共政策冲突研究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即政策冲突的内涵是什么、导致政策冲突的因素有哪些、政策冲突的解决措施是什么。政策冲突内涵形成社会冲突、政治冲突和政策过程三大研究进路。政策冲突源于社会冲突,经由政策目标、行政体制、政策信息、政策利益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如果在政策调整前各阶段不能相应化解政策冲突,在政策调整阶段则会产生集聚效应,达到冲突极值。因此,要完善问题识别机制、推动行政协同纵深发展、构建多元政策信息机制和完善政策利益补偿机制,从而化解政策冲突。未来,应在实证检验、学科交流、数据技术三方面展开深层次研究。     

善治视野下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是政府管理体制架构中直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单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主体。善治的合法性、回应与责任性要素是对地方政府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而当前,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由于治理结构不合理,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公众参与不足,导致回应力的薄弱;利益矛盾冲突多发,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因而,在善治的视野下,就应积极构建高效的合作机制、有力的回应机制与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来改善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     

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针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范围、形态、程度呈现出的新格局与主体多元化、成因复杂化、处理关联化、形态对抗化等新型特点，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政府公共机制、整合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等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利益和谐视角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对推动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有巨大意义。其中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的制度目标。但是现实中农民由于在社会利益博弈中的弱势地位而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加剧,造成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运行困难。建立我国农村纠纷化解三维立体模式,强化我国的农村纠纷化解的制度体系、加强各个主体间互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和谐社会提出建议。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冲突分析及解决:基于协商式角色模拟的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各地政府也陆续推出相关支持政策,然而加装电梯之路并不平坦。对于这一典型的公共冲突,协商式角色模拟方法为分析和协调不同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寻求冲突解决之道提供了新的思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中的冲突化解,不仅要探索具体的解决策略,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相关政策:适当放宽业主同意原则;确定相关技术规程及利益补偿依据;地方政府加快制定加装电梯行动指南。     

论行政救济制度的和谐功能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立与之适应的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机制,在诸多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机制中,行政救济制度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行政救济制度以其特有的和谐功能,在缓和社会矛盾,解决多元化社会中各成分之间的冲突问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结合和谐社会的利益需求,对行政救济制度的和谐功能进行初步探讨。     

冲突化解研究诸领域及其对公共冲突化解研究的影响

冲突化解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国际冲突化解、社会冲突化解、非诉讼纠纷化解、组织冲突化解和家庭冲突化解是其中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对近年来兴起的公共冲突化解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强调化解冲突的基本导向,注意利用冲突正面功能的基本态度,注重采取谈判和第三方干预的和平手段,注意通过沟通和对话消除误解,以及强调冲突化解的制度和机制建设。     

维权与维稳的内在逻辑及相互促进机制

维权与维稳在深层关系上是相互促进的。没有对权利的保障,社会就会充满怨气,基本秩序失去根基;没有社会稳定,权利的保障也就成为无本之木。现实中出现维权与维稳的对立,主要是由于民众在表达诉求时,采取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形式,政府在应对民众诉求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依据诉求是否正当及表达方式是否合法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出四种维权行为,其中,诉求正当却采取了不合法的形式去表达是导致当前公共冲突频发和冲突能量无法规范的主导类型。从2000年以来25起典型案例来看,表达方式的非法化主要包括被迫无奈式、团体失控式、即时反应式、以牙还牙式、应急建构式、同类仿效式、特意泄愤式等七种类型。公共冲突治理的关键是要促进民众正当诉求的合法化表达,这就需要从抗议者的认知、情绪、意志、价值等主观方面综合施力,并对其行为边界加以有效约束。要增进维权与维稳的相互促进关系,需要在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机制体系:大力疏通现有制度中的民众表达渠道和改进政府及时回应机制;针对现有制度的空白和缺陷,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纠纷化解机制;改革现存的不当的冲突管理思维和模式,建立合法、有效、科学的冲突截断机制;在不同的冲突管理阶段,完善冲突能量的体制内回流机制。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发挥正能量,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一般性冲突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的概率,能最大限度地缓解政府作为冲突焦点的压力。社会组织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还存在诸多障碍:政府对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冲突治理存在顾虑、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制度供给不足、社会组织自身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能力不强、统一战线在服务社会矛盾化解的优势和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等。要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培育扶持、加强服务引导、发挥统一战线的资源优势和独特作用,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和维护社会稳定。     

城市拆迁法律问题之分析及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拆迁也成为一个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城市拆迁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冲突.修改<拆迁条例>中与物权法相冲突的条款迫在眉睫,只有规范拆迁行为,化解拆迁中的利益冲突,才能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并且让处于弱势群体的被拆迁人也能享受到城市化的实惠,实现政府利益、拆迁人利益、被拆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一致.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社会沟通机制的构建

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完备的社会沟通机制在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全社会资源、在全社会形成共识、统一行动、化解和消除认知冲突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的社会沟通有利于增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有利于排除谣言、流言等不利因素的干扰,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战胜危机的信心等,为公共危机管理建立良好的社会基础。     

对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之考察——以“挫折一攻击理论”为视角

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着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减少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根本性措施,在于畅通和重建利益表达机制,强化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情报信息工作,完善冲突化解机制。     

基层治理的完善和农村冲突化解机制构建

农村冲突的发生源于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当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化,无力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或者由于与资本相结合,出现＂逐利＂行为,直接侵害农民利益时,都有可能导致矛盾的发生和冲突的激化。要实现基层的＂良治＂,需要通过基层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化、上下级之间财权、事权不对等现象的重新调整、基层干部的评价方式变化,以及乡村债务的化解等方式,促使基层政府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从而构建起真正有利社会稳定的农村冲突化解机制。     

中外公共冲突化解机构的比较与启示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公共冲突化解机构在专门性、专业性、机构属性、人员构成、资金来源、协议约束力等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点,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为了提升公共冲突化解机构的效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共冲突化解机构的法律和制度支持,细化专业分工,更多吸收专家参与,并建立各类冲突化解机构的统一规范和交流平台。     

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学因素——以出租车行业罢运事件为例

政府公共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活动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最难处置的就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目前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矛盾激烈,由于利益问题导致的社会冲突不断,群体性重大事件频发。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的理论,就是社会整合机制中的社会团结因素没有调整、处理好。以2008年11月重庆发生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要防止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处置好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政府应该在社会学的因素上多下工夫,依靠社会权威,强化社会集体意识,厘清政府机构的职能,注重社会团结,按照社会学理论层面整合、调解国家、社会、集体、个人的良好互动关系,确保政府的公信力。     

公共危机事件对地方政府权威的影响及应对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的调整,导致现实社会中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这些因素一旦激化,很容易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公共危机事件。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是这类事件的直接面对者和处理者,能否有效化解危机,将直接反映其治理能力,也影响着政府在整个社会中的形象和权威。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启示

政府与市场关系历经几次大的历史演变,仍未找到最佳契合点。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范围就是市场失灵的地方,即提供公共物品。由于＂经济人＂假设在政治领域的存在,使实现政府职能的公共选择机制变成了利益与实力的较量,最终导致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既承认政府的必要干预,又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我国在实践中应该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