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制度化：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

两岸关系制度化的动力来源包含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两大因素。从两岸关系的制度化进程来看，两岸双方以追求共同利益的理性计算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伴随双方社会化交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多的社会性因素被纳入制度化进程之中，推动着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向更高层次发展。推动这一制度化动力转变的机制主要包括三类：外部激励、规范说服以及社会学习。概括起来，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因素的双重动力推动了两岸关系制度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两岸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下的制度化建设可分为制度规范兴起、制度规范内化以及制度化的深化三个阶段。     

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两岸执政党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政治互信的基础上,恢复两岸两会协商,先后共签署了十五项协议,达成一项共识,两岸制度化协商不断深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和实施以及两岸经合会成立,标志着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率先在经济领域获得突破,两岸经济合作关系的机制化和制度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在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并大踏步推进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同时,两岸关系发展也潜藏着诸多挑战,     

马英九当局两岸谈判政策评析

经过四年多来两岸执政当局的共同努力，两岸关系已由和平发展开创期步人巩固深化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两岸制度化谈判的恢复和推进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不仅解决了一批长期制约着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难点问题，而且促进了两岸政治和社会互信，夯实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从形式上看，两岸谈判的具体内容虽由两会承办，但其主体是两岸执政当局，执政双方的战略、原则、策略对谈判的达成及其成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根据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脉络，特别是两会商谈的有关实践，探究马英九当局关于两岸谈判的战略思维、基本原则、做法特点及面临的主要障碍，希冀为两岸继续巩固谈判成果、开创谈判新局提供有益视角。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的两岸关系探讨

2010年6月29日,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即ECFA）。毫无疑问,两岸经济关系从此将进一步向更为全面、双向、常态化的方向发展,并由此进入到机制化与制度化发展阶段,这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ECFA签署之后,两岸关系的扩大和深化是必然之势,但由于方方面面问题较多,     

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径

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聚焦于两岸社会关系发展的现状与未来,首先从理论研究层面界定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概念与内涵;以社会学学科与两岸关系的交叉研究为例,提出"两岸间社会"这一可能的分析框架;以台商研究为例,说明如何做微观层面的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研究。接着在对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功能与特征解析的基础上,剖析了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现状,最后提出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五条实现路径。     

论转型正义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

相较于民进党主政时期,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的确发生了重大转折。过去五年来两岸关系进展较快,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如何巩固并深化却也遇到一定的瓶颈,这一状况的出现其实是两岸关系转型正义未能最终完成所致。两岸关系转型正义事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关系到有效、长效的两岸互动机制的建立,更涉及两岸民众切身利益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维护。     

商谈共识论视域下的两岸政治对话及路径选择

两岸政治对话是两岸和平发展内在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两岸制度化协商的必然要求。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商谈政治观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商谈共识的理论思想，把握商谈共识论的理论内涵，可以为建构两岸政治对话理论框架、实现两岸政治对话与建立处理两岸事务的新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本文试图通过阐述哈贝马斯商谈共识理论基本内涵，探究它在两岸政治对话中的应用，着重在商谈共识论视域下论述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前提、过程与路径选择问题。     

对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几点看法

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共两党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得以成为两岸执政党、执政当局的政策加以落实。正是基于此，两岸协商谈判得以逐步推进，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问题亦被正式提出来，成为两岸一些专家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本文拟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如何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几个问题谈点浅见。     

“九二共识”与两岸三党关系之探讨——纪念“九二共识”达成二十周年

1992年,两岸两会几经协商讨论和函件来往最终达成“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形成20年来的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只要两岸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能走得顺畅,反之两岸关系就会波折不断,甚至引发危机。自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进人到和平发展新阶段,四年多来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交往使得两岸民众共享其利,这与两岸有着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基础分不开的。两岸关系已进入到深水区,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无疑需要我们去重视“九二共识”、发展“九二共识”,让两岸关系更加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进党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政党,研究探讨这三党与“九二共识”的关系,对于我们缩小一些两岸关系中的矛盾分歧、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促进中国统一是很有意义的。     

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

近年来两岸关系已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并且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受到岛内政治、文化教育、两岸关系、国际政治与青年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仍然呈现出“去中国化”与“台湾化”的现状，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和平统一将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两岸双方应继续深化两岸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建构“双重认同”作为化解台湾青年“中国认同”危机的基本路径，在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重新建构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     

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台湾民意的探讨

为巩固和扩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了解和掌握台湾民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台湾民意为探讨内容，力图通过对涉及两岸关系的台湾民意的内涵与特点、影响台湾民意的因素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以探寻建立两岸民意的沟通与共融之路径。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构建途径

以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方式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息息相关,是两岸关系的现实选择,对海峡两岸共同迈向和平发展新阶段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主要构建途径在于两岸关系各项相关机制的建设。作为框架的主体,机制建设是框架构建过程中的重中之重。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不是孤立的。尽管今后两岸关系仍难免经历种种曲折与起伏,但只要紧紧把握和平发展主题,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一定能够迎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光明前景。     

两岸治理：两岸和平发展的新动力机制

随着台湾政局变化和两岸“三通”实现，两岸关系正在步入和平发展期。这一和平发展期与过去30年两岸交流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仅仅是在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更进一步，还是在交流模式和动力机制上有所变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否需要增加新的动力机制？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关于新形势下建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的探讨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重要主张。表明了新时期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方向。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角度看，在当前两岸政经形势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探讨和思考如何构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无论对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转型升级，还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发展的特点及展望

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年多以来，在两岸执政党、执政当局及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推动下，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两岸大交流、大合作的局面正在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两岸的主流民意，从而为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然而，两岸关系快速发展也逐渐暴露出两岸之间固有一些分歧，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各种负面消极因素也不断浮现，两岸政治关系仍然迟迟无法有所突破，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两岸关系迈向纵深发展的进程。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构建问题的研究视角选择

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是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一环。2005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促进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避免两岸军事冲突”;     

两岸关系制度化如何处理“台湾当局政治地位”问题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面临的核心障碍是：是否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以及如何设计两岸都能接受的“一中”法律架构和中央政权架构，而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及两岸关系定位则是争论的焦点所在。两岸在“国号”上的分歧并未改变“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以及人民和领土完整并未分裂”的事实，只是中国内战未能彻底结束，导致了“一个中国内两个敌对政权阶段性并存”的格局。笔者认为，在两岸均以谋求国家和平统一为目标的前提下，似可默认在国家统一前双方政权互不隶属，两岸任何一方都不强求对方接受自己作为国内法意义上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并在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未来两岸“统一”的法律目标是：本着相互宽容和谅解的精神，通过平等协商，制定或认可两岸均能接受的、在全中国范围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或宪法性法律，组成能有效管治全中国的中央政府。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港台关系的定位与发展路径

2008年5月以来，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态势渐趋稳固，港台关系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把握港台关系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定位，使其在推动“中华经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提升，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鉴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将持续较长时期，有必要在简要回顾港台关系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未来港台关系进行合理的定位和路径筹划，使其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两岸经济合作的政治效应问题探讨

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形成日益紧密的经济共同体，可以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有助于推进两岸和平统一，但并非两岸和平统一的充分条件。而且，发挥两岸经济关系对两岸和平统一的促进作用需要相应的主客观条件，至少需要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意愿与积极行动，以便在共同利益不断增进的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民调显示，近年来的两岸经济合作，在“反独”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施行时间较短且尚未充分展开等因素而不足以证实或证伪其在“促统”方面的作用，并面临制约因素。而国家认同的形成，乃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关键。因此，必须确立正确的合作理念，坚持特定的推进原则，选择适宜的推进方式，以提升两岸经济合作的政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