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主团体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机制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是近几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加强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为出发点,以推动企业主阶层的组织化、制度化政治参与为目标,以企业主团体的建设和功能发挥为突破点,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额分配及其产生方式、经济性团体的能力提升、政府与企业主团体的制度化联系渠道、决策机构的议事规则等5个方面探讨了我国企业主团体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面临着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张、制度化政治参与弱化的困境。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普遍偏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不实;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渠道受限,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力;三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相对落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文化内化不深;四是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认同感不强等。     

论西部民族地区的消极政治心理与非制度政治参与

西部地区民众中存在的特权心理、法不责众心理、清官意识、平均主义心理、从众心理以及政治疏远心理是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心理动因。保持西部地区社会稳定,必须将政治参与制度化,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并坚决打击极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扩大趋势、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单一、农民政治参与具有被动性、宗法势力和黑金势力干扰农民政治参与、部分官员随意侵犯农民的政治参与权等。这主要由于受到传统定势、制度滞后、驱力缺失、参与成本等因素的制约。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受收入低下、城乡二元体制、政治文化落后以及城市主流市民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政治参与主要还是非制度化形式。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促使其由非制度化转向制度化。     

当前村民自治中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当前在村民自治中，行贿、故意报复、群体性暴力抗议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比较突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基础薄弱、现有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高和农民法制观念淡薄等，因此应采取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基层干部素质和加强对农民的民主法制教育等措施，逐步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推进农村的民主政治进程。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心理分析

农民政治参与发展的程度与水平,决定着农村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农民的不同政治参与行为,是由不同的政治参与心理支配的.分析当前支配农民政治参与活动的心理,剖析农民中不同的政治参与心理所导致的政治参与行为以及这些政治参与心理的成因,对我国农村的政治现代化大有裨益.我国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心理可分为制度化主动型、制度化被动型、非制度化主动型、非制度化被动型以及淡漠型.这些心理类型与特点的形成是受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以及农民自身素质影响的.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活动大量涌现。在这一过程中,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部分农民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厘清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努力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当务之急。     

当前制度框架下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为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渠道。但是,农民仍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寻求非制度参与以实现其利益要求。我国“三农”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实施都迫切需求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     

关于农民政治参与的思考

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还存在着参与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基本上是手段参与以及非制度化参与等问题.为此,必须深化基层政权改革,畅通农民参政渠道;构建农民利益保障体系;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特征、成因与制度化转向

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狭隘性、极端性、分散性以及低效性等特征不仅威胁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分析被征地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传统成因、经济成因、制度成因与机制成因的基础上,探寻被征地农民由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向制度化政治参与转向的路径。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价值、限度与规制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功效的同时,亦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引导该阶层的参与行为,规制该阶层政治参与的限度,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中产阶层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吗?

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应从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维度去考察。当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阶层的时候,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中产阶层的体制属性、良好的教育背景促使其理性思考,其价值取向倾向中庸,政治态度趋于保守,中产阶层的中间社会地位能有效地黏合其他社会阶层,是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器"。在中产阶层不断壮大的转型社会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中产阶层的价值取向倾向多元化,政治参与处于无序状态,中产阶层是转型社会中反体制的主要力量,主张激进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成为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民主进程的主要推进者。因此,不能一概地认为中产阶层就是社会稳定阶层,转型社会中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的"动荡器"。     

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探讨

近年来,农民的政治参与不断增多,其中既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也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目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扩大的趋势,对农村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章从主客观两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使乡村的发展陷入了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发展模式。但在农民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当前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我国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障碍及其消解

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是实现和维护其自身利益,逐步摆脱弱势的重要途径。弱势群体经济生活贫困、文化教育不足、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等因素制约了其政治参与。消解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障碍的对策是:建立和完善政府支持系统,为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提升弱势群体文化教育水平,培育政治参与素质;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提高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     

政治和谐视域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的扩大被誉为现代社会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社会政治和谐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中国社会中间阶层作为近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群体,由于自身的特点和阶层构成,必将在成长过程中积极介入中国政治生活.那么,如何在中国社会现实情况下规范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使之成为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将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现实任务.     

政治机会结构视域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优化研究

政治机会结构是决定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关键变量,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透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视角。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机会结构的改善,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渠道和盟友,带来了更多的政治思想资源和宽松氛围,促进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机会结构存在的局限,又使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存在广度和深度不够、具有一定盲目性和非制度化等问题。为推进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健康有序发展,需要从提高网络政治参与渠道的效能,加强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专业化指导,增进政治思想整合和构建法治化规制体系等方面优化政治机会结构。     

当代中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其程度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着政治关系的本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活动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也不断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深深地影响了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与改革开放进程。导致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这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力图系统地找出其相关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