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策执行逻辑——一项基于Y镇包村干部角色的分析

包村干部处在连结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乡村政策执行"节点"上,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掌握的行动资源、运用的政策工具以及取得的治理绩效,为揭示乡村场域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约束下的基层政策执行逻辑提供了一种微观视角。在乡土社会中,通过包村干部的衔接,政策的执行体现出国家权力主控逻辑与乡土社会自主逻辑的非均衡耦合。故此,合理重塑包村干部的角色功能,对于改善乡村政策执行与推进村治现代化,有着积极助益。     

多元治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导致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效率逐渐丧失,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范式。多元治理,一方面要革新基层政府运作,重塑政府间关系;另一方面更要激活乡村民间力量,重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探讨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机制。     

有效治理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构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际,以社会的系统论视角,把握乡村治理体系。透过社会问题,建构乡村治理体系要处理好社会与个体、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乡村治理主体、内容、保障,建构协同的乡村治理的逻辑基点,建构动态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建构"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实践模式。     

再造中间层: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从传统时期到税费改革之前,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采取依托士绅、宗族和乡村基层政权作为中间层的间接治理模式。税改后,以保障个体权利为核心、强化基层代理人监控为目的、将国家权力直接对接农户作为组织机制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这一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基层政权的角色与行为,削弱了基层政权治理能力,造成了中间层的缺失,给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由此,欲推动国家转型、建构现代国家,就不仅需要强化对基层代理人的监控,而且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增强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再造中间层。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视角分析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实现"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推进乡村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思维、新模式。当前,作为国家基层治理重要场域的乡村治理空间呈现出高度空心化、碎片化、异质化,面临着相对复杂的治理任务。如何以新生的治理要素重塑乡村治理秩序,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因此,以乡村治理中的新乡贤为研究视角,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善治根源、角色定位、发挥效用的内在机理和治理路径,对于优化当下乡村治理资源、培育乡风文明、化解乡村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治理：研究发展、趋势特征与未来展望

我国正从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地方治理的主题也随之发生变化。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地方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农村社区化中基层政权能力建设；在城市基层政权方面，地方治理表现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力量的发育；在政府间关系方面，城市群与区域发展需求将协同治理提升到新高度。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治理必然是在农村、城市及其二者关系的变革中前行，这是个利益格局重塑的过程，关键在于将治理理念转化为政策工具。     

公共能量场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以山东省济南市Z街道和青岛市D街道为例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其应然之路。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体系中的公共能量场理论视角内,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理包含了前置、过程和反馈的运行机制,但在机制构建、共同体整合和公共场域空间发育层面都面临实践制约。为此,要以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机制为起点,以党政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自身建设为依托,围绕法治保障、放权赋能、话语赋权、技术赋能等途径,改革基层政府同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而在共识达成基础上建构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新发展阶段乡村治理亟待理清的四个关系

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治理亟待理清政府主导的一元治理与多元协同共治、公共服务供给与乡村美好生活需求、现代化的乡村规划与传统的乡土文化、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与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四个关系。为此,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建构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代表、乡村精英、社会组织和企业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共治模式;以村民对乡村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处理好乡村规划与乡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关系,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现代化乡村;解决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政治锦标赛体制下基层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及整体性治理救治

在当今风险社会中,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风险偏好,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成为被关注的首选项.基层政府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就是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作为首选项而演变成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其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在于政治锦标赛体制.源于政治锦标赛体制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将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碎片化、部门碎片化、功能碎片化、服务裂解性等为特质的碎片化政府的形成,其治理策略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工具,以公民需求最大化为导向,构建协调与整合策略工具箱,建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实现基层整体性治理.     

再造理论与政府再造：理念与实践

再造理论最初源于企业管理,即企业再造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深入,再造理论也被引入政府改革当中,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府再造”的口号和运动。但是,由于企业管理与政府管理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因此,再造理论在政府改革中的运用,需要进一步地分析其所蕴含的理念与精神实质,政府再造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民为导向、重视服务和绩效、强调流程整合”的理念。     

犯罪现场重建再认识

近年来,犯罪现场重建在我国刑事侦查工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犯罪现场重建是构建犯罪证据体系的一项法庭科学技术活动,具有科学性、唯一性、局限性、证据性的特性,它不等同于犯罪现场分析,在掌握充分的现场犯罪信息资料的基础上,犯罪现场重建的科学结论具有证明能力,可以以专家证言成为诉讼证据。     

论经验型法官之重构

经验型法官对司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基于传统的纠纷类型案件的需求而产生的经验型法官不适应现代民事诉讼发展的需要,而现在所提倡的专业型法官也并不是完全适应社会需求的。因此,需要对经验型法官进行重构,以适应社会发展和诉讼体制变革的需要。     

社区矫正主体重塑

社区矫正在我国各地开花结果,其法律规范、制度设计、社会保障、社区参与等方面的问题都逐渐凸显出来,并成为阻碍社区矫正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棘手问题,社区矫正主体方面的混乱状态只是其中一例,有必要重塑社区矫正主体体系,厘清社区矫正工作秩序,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执行。     

我国现行成年监护制度的重构

我国现行成年监护主要是成年精神病人监护,主要规定在我国《民法通则》,然而其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日益显现,在监护理念、监护对象和监护类型上等都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西方国家由于很早以前就步入老龄化社会,因此,他们在成年监护制度方面拥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在监护理念、具体的监护制度和相关程序方面都值得我国去借鉴。     

论军事司法权的重构

我国军事司法机关是按照与普通司法机关类似的体系构建的,目前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对军事司法权在概念上的梳理存在的缺失使得军事司法体制并不顺畅。合理地进行重构军事司法权,需要首先澄清基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诉讼法和组织法的修改,逐步建造起兼顾司法规律和军队特色的军事司法制度。     

犯罪现场重建的科学认识

近年来,犯罪现场重建研究已成为侦查理论界的热点话题。从本质内涵来讲,重建、再现、模拟都是对犯罪现场重建的正确认识和见解,只是由于所涵盖的犯罪现场认识的本质内容有所偏重而存在差异。犯罪现场的认识过程包括了对现场的重建、行为的再现及场景的模拟,同时也包括对犯罪现场重建起纽带作用的犯罪现场心理痕迹分析。总体而言,犯罪现场重建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     

刑事再审听证制度的重构

全国各地基本都存在再审听证的实践,但是却没有一部全国性的立法对再审听证作出规定。各地听证程序规定不一,同时大多存在规定模糊、操作过于灵活等情况。完善再审听证制度,将再审听证上升为全国性法律范畴,同时明确提起再审听证的主体,细化听证程序,并对听证费用的负担作出合理分配,是现行立法亟需解决的问题。     

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理论重塑

不作为是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不作为的复杂性需要从因果关系进行单独考察。不作为犯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危害性的不作为之行为与严重危害性程度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可能条件下的作为义务违反说”，是真正的不作为行为的原因力。研究不作为犯罪的起果性与防果性因果关系，可以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确定提供参考。     

政府重构视野下的行政道德建设

当前政府重构的目标定位为“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这对政府的行政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论述了社会转型期对行政道德建设的挑战，阐明了行政道德建设对政府重构的意义，并进一步指出加强行政道德建设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