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之探究——以中国和欧盟比较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欧盟统一私法现状的比较,借鉴欧盟在解决类似于复合法域国家内的法律不统一的成功经验,提出完善我国私法统一的建议,以求合理有效地解决我国现阶段区际法律冲突,加速法律的融合和统一.     

冲突与调适: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研究

乡规民约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协调化解民间纠纷以及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能弥补国家法律的不足,起到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又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可能产生不利的社会效果。为更好地促进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结合,需要对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促进乡规民约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     

企业资金拆借法律认定的规范冲突

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在司法实践上一直按无效认定的,直接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法院的若干司法解释;但是《公司法》第149条第三项的规定显然与上述司法解释相悖;仔细研读:企业资金拆借无效的认定逻辑其实难以服人,而根据《公司法》第149条第三项规定却能推论出企业资金拆借合法有效的结论,规范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这种冲突已逐步延伸到司法实践及其他领域中,彰显该规范冲突解决的必要和迫切;而根据法律冲突解决的规则,《公司法》规定应优先适用,也即企业资金拆借在符合《公司法》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有效,这显然又与目前的司法实践相冲突;而本文的探讨仅仅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见解,最终的解决还要靠立法修改或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     

涉海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冲突解决的路径分析

2015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主体大幅扩容,造成央地立法规范的大量冲突.海洋环境是环境保护及城乡建设与管理的体系内容,涉海地方立法已成为常态.涉海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依据及效力范围不同,且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在湿地保护与海岛管理等方面均存在条文冲突,属于近位法律冲突,造成涉海法律体系融贯性阻滞.现有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冲突解决仍仅适用提请裁决机制,已然无法满足现存及未来大量规范冲突解决的现实需求.基于立法科学性立场与融贯性要求,应及时出台有关近位法律冲突解决的法律解释性文件,具体可以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统一性指导意见作为基本形式构造.坚持国家利益优先,明确法律位阶高低,以地方立法特色作为原则指引,以沟通协调机制作为程序保障,从实质与形式两个方面保证涉海立法的融贯性.     

国际私法的实体法方法

实体法方法和冲突法方法是国际私法的两种主要方法，在国际私法的发展过程中，二者长期并存、相辅相成。实体法方法是在相冲突的法律之间折中或者合并来解决纠纷，适用直接支配跨国性关系的法律规范。实体法方法的具体表现形式有：综合实体法；混合实体法；统一实体法；直接适用的法。实体法方法关注实质正义，融合了比较法的方法，为解决社会冲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模式，法官可以运用自由裁量选取最符合案件具体情况的解决方案。     

法律移植与法律教育改革

自清末法制改革至今的一百余年来,法律移植从未间断,法律移植所带来的西方式法制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突一直困扰着国人,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法律移植中程序倒置带来的脱序。为了摆脱这种困扰,法律教育改革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应该改变普法教育的重心,由守法义务教育向权利教育转移,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其次,法律教育应该把培养公民的法律情感作为教育目标之一,避免法律意识形态漂浮现象。第三,要改革法律职业教育,加强法律思维训练,培养与西式法制相适应的法律人才。     

论铁路公安行政处罚中的法律冲突

铁路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中适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从渊源上看主要有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都对治安处罚有规定,但因其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不同,因而在适用时其优先性不同,且彼此容易发生冲突。本文运用解决法律冲突的一般规则,结合现行有关治安管理的法律规范内容,试图解决铁路公安执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与和谐

道德与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两种重要的调整机制，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同时又都存在着局限，它们之间既有着对立的一面，也有着相互依存的一面。本文重点探讨了道德与法律的这种矛盾关系，一方面分析了它们的矛盾冲突并探寻了缓解冲突的途径，一方面从目的、内容与功能三方面分析了它们之间和谐统一的另一面。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一、中国“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现实格局当前的中国已成为了一个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内的多法域国家,出现了“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大陆属于社会主义法系,香港属于英美法系,台湾和澳门属于大陆法系。各法域之间的法律制度、法律理念、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司法实践的差异是巨大的,法治发展程度也不一。在两岸四地纷繁复杂的司法体制之中,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司法协作尤其显得敏感,以至于每向前跨出一小步,都需要极大的勇气、智慧和技巧。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协作问题是区际司法协助中最为敏感、最为困难的,它涉及到对不同法…     

大陆与澳门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法上的冲突与合作

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基本法》的规定，澳门回归后，其原有的法律基本保留。 因而使中国大陆同澳门两地的法律冲突和司法协助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根据研究，笔者认 为采取分阶段的递进方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浅谈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兼论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冲突

公众人物作为自然人中的特殊群体,其隐私权自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由于公众人物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公众对此类人群的私人信息享有知情权,由此,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和公众的知情权之间就产生了冲突.完善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特殊法律保护,设立解决冲突机制刻不容缓.     

产业链接通的经济动因与区际效应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区经济权益使区域具有将地区的断链接通成为相对完整产业链条的内在经济冲动,产业链接通又必然在地区之间引起新的地区经济权益冲突。因此,分析产业链的接通也就成为分析区际经济关系的不可或缺内容。     

浅析中国现行法律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冲突

中国刑法主要是根据汉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基本情况及特点,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制定的,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习俗等无法一一详尽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公民受刑事制定法的影响有限,传统民族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管理社会、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如何解决刑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如何在宪法权利之间寻求两者的平衡,已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法治建设的重要问题。     

美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期待权的法律冲突

在美国,知识产权担保融资尤为常见。但在现实中,知识产权担保融资的期待权引发的冲突法问题,需要完善相关法律,以保护担保权人的债权能够顺利实现。美国州立商法是导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期待权法律冲突的一切根源。鼓励担保原则是商法的基本原则,但这种政策不能适用于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担保权人的期待权的法律冲突就是源于美国各个州的制定法、判例对知识产权质押的不同理解。通过考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质权人的期待权面临法律冲突的特殊性而附加利益导向,这样知识产权融资制度才有市场,才有可能搭建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平台,也更加符合鼓励创造和确保融资安全的经济效力因素。     

论社会转型期法律价值冲突的平衡与意义

自法律产生以来,人们就对它充满了困惑和无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同法律价值的对立和冲突.因而,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是古代和近代社会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社会转型期法律价值冲突平衡的意义: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是走向法治的必经之路;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行政规范审查中的抵触与冲突界分

当前在行政规范审查中运用法律冲突视角来研究和识别法律抵触现象的学理和实践,忽视了二者在产生机理、认定标准、规范选择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影响到抵触情形的完整识别和正确判定。行政规范抵触审查包含了行政规范差异发现和抵触判定二个阶段,行政规范差异发现通过行政规范的拆解、解释和对照来完成,行政规范抵触判定需要根据评价标准进行衡量。     

农村群体冲突现状及法治化解决之障碍——对广东、陕西部分农村地区群体冲突的调查

冲突之法治化解决途径包括三个层面:司法、法案与立法、举报,目前农村群体冲突之法治化解决并未占冲突解决的主导地位,农民与基层政府在冲突中往往采取许多非法治化的解决办法,出现一些误区和困惑。农村冲突解决法治化面临三种障碍:体制、法律、传统习惯。     

外出务工者离婚问题的法律探析

外出务工者的离婚问题日益凸显,若相关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则可能会直接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在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政策的前提下,有必要建立多元化的婚姻纠纷调处机制,同时倡导外出务工者重树正确的婚姻家庭观,从而使相关问题得到改善,促进该群体的家庭和睦及社会和谐.     

论我国关于外国法查明的立法冲突

自《法律适用法》颁布施行以来,新法与旧法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凸显出来。通过比较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外国法查明的规定,试图探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外国法查明的合法方法。对立法冲突进行比较分析。     

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探析

香港回归后,开始实行"二元制的基本法解释机制",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机制至今未能完全与香港地区的司法体制相契合。究其原因,内地和香港地区在宪政文化、法律思维模式、解释观念以及解释方法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不同甚至是冲突,探析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对基本法解释冲突的原因,进而谋求解决冲突,使得两种法律解释体制实现更好的衔接和结合,加强两地宪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特色的解释机制至今未能完全与香港地区的司法体制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