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共同富裕是当前最主要的时代课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群众有感为导向的数字政府治理成为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浙江数字政府治理通过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对浙江数字政府治理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在赋能过程中,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多跨协同与扁平交互的结构逻辑、互构融合与流程再造的过程逻辑、机制重构与价值创造的功能逻辑。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应坚持数字普惠的基本价值理念、制度理性的基本建设路径和数字交互的基本建设方式。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统合治理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机制创新研究——基于西北H县的案例分析

与传统科层制的“条块”统合和“块块”统合不同的是议事协调机构通过“条条”统合的方式实现了县域治理的创新。本研究基于条块关系理论，构建了议事协调机构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对西北H县议事协调机构的案例分析，解析了“条条并举”发包制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议事协调机构通过权威性传导机制、层级协调机制、压力缓解机制、急难事务应对机制形成了议事协调机构特有的统合治理逻辑，逐步降低了县域在压力型体制下所滋生的治理负担。这种议事协调机构的统合治理为县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和治理机制的创新。因此，在县域治理过程中，议事协调机构的统合治理的现实功能表现为，通过条条关系的有机整合来弥补依托科层制运行的传统行政发包制的不足，以此助推实现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内涵、数字化陷阱及路径选择

随着信息技术在乡村建设领域的应用,数字乡村治理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举措。数字乡村治理的本质是数字技术驱动国家治理能力在乡村的提升,从技术、权力和空间三个维度塑造了数字乡村治理模式。数字乡村治理是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向,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的治理效能,亟须跨越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乡村数字化陷阱,即工具陷阱、权力陷阱和空间陷阱。因此,构建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协调发展,微观权力和民主权利相互提升,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高度融合的数字平台型治理路径,是跨越乡村数字化陷阱,有效推进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所需。     

“红色物业”嵌入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治理效能——基于武汉市J街道物业治理实践的考察

村改居社区的过渡性与复杂性要求治理视角的实践性与适宜性，推动物业治理嵌入社区治理，实现治理模式的创新，进而提升治理效能。既有稳定的“制度性视角”和发展的“市民化视角”指向的治理模式无法突破主体互动不足和权责分工不清的壁垒。引入实践的“嵌入式视角”，提出“国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基于J街道红色物业治理实践的考察，研究发现：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一体化模式形塑基层党组织统筹的多元主体嵌入与资源共治的物业治理格局，发挥党建引领与组织再造的协商机制、动员治理与事务治理的规范机制和责权分配与资源整合的激励机制。红色物业真正提升村改居社区治理效能，突破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参与”困境、“悬浮化”困境、“市场失灵”困境和“整合”困境，对构建中国特色村改居社区治理理论提供重要的路径思考。     

社会组织“嵌入式”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基于多案例的分析

社会组织因与既有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不同关联产生依附式、合作式和竞争式等三种嵌入关系,通过信任机制、行动机制和能力机制等服务策略的施行,产生了提升政治认可、激发社区活力和再造社会资本等多种嵌入效应。以国家法团主义和公民性为视角比较不同社会组织与政府及社会组织间的嵌入差异,能更深入了解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价值。W市T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案例,是基于嵌入式治理的解释框架实现的。     

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动员策略与理论源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事实场景,可见积极型政府的特质与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推动着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并激起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政府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与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之间,不断地形塑着数字化危机治理模式。积极型政府采用科层制统合、数字化驱动和舆论性引导等动员策略,基于"理念-数据-组织"的核心要素,形成模糊性治理、流动性治理和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理论源流。但在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中,还内含精准与模糊、高频流动与物理阻断、刚性与柔性、积极有为与过度干预等的可能张力和潜在挑战,需要从治理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实现积极型政府的自我超越与数字化的危机善治。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山东省R市C镇“3+10”制度的考察

党领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党领乡村治理机制，每一种党领乡村治理机制都是党组织基于不同时代发展要求对领导乡村治理具体实践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在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更加突出政治引领统合、价值观塑造与培育统合、治理网络支撑的这一新机制是新时代的“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即在党的领导下，在继承动员、吸纳、统领机制基础上，通过政治引领统合、价值引领统合、治理网络统合强化党组织对乡村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机制。“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将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轴，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构建了新型乡村社会有机团结机制，凝聚合力推动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党建何以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基于“整合—回应—参与”的动态分析模型

将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战略部署。基于“政党—国家—社会”视角,建构“整合—回应—参与”的分析框架,对H村党建引领促进基层治理蝶变案例进行分析,进而透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微观机制与动态互动逻辑。研究发现,H村党委通过价值整合和组织整合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凝聚与政治关系再生产,从而型塑具有责任共识的有机体;党和政府通过话语回应和行动回应,及时高效地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政治信任的黏合度;群众通过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使乡村治理的主体性得以彻底激活,形成具有长效且持续的集体行动源。最终,在党建引领下,政党、国家、社会的力量均得以调动和激活,共同促使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变和提升。     

“警格”与“网格”融合下的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基于D区网格化警务模式的分析

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实现基层警务工作与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建设形成"警格+网格"联动治理成为了实现公安机关基层治理的新路径,遵循着外部逻辑、内部逻辑、技术逻辑等三个维度的生成逻辑。在网格化警务管理中形成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四位一体"的实践布局揭示出,在新时期实现"警格"与"网格"的深度融合,仍需在多元主体融合深度推进、网格化警务管理运行效度提升、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建设并重等方面持续发力。     

构建大学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党建引领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点和着力点，必然遵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党建引领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新时代治理导向和实践路向为指引，注重运用共同体思维，在深入分析当前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精神困境、融合困境、行动困境的基础上，着眼坚定人民立场、强化领导核心作用、注重文化价值引领、坚持学习型政党本质四个方面，坚持以师生为本实现源头治理、构建“一轴多元”大学治理格局提升治理合力、树立新时代大学精神激发治理活力、推进大学改革创新增强治理韧性，创新推进大学治理共同体建设，切实提升大学治理效能。     

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重思——基层治理中“责任陷阱”的化解之道

随着公共行政嵌入的环境以及面对的问题走向复杂化，公共行政研究逐渐转向“结构”和“行动”的复合型思路。然而，公共行政中对于行动的分析更多是关于“行动者”的实证研究，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总结普遍性的理论。现实中，基层行政是行动分析的重要场景，其中关涉政策过程中的责任问题。在复杂的行政体系和治理情境中，行动者的行动受到了“责任陷阱”的局限，严重影响到政策效能的输出。究其原因，在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对于行动者注意力分配的影响以及行动选择的限制。为了破解“责任陷阱”的结构性梗阻，实现基层行政的“责任治理”，应该从调整问责机制和赋予基层行政自由裁量权两个方面展开。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数字政府:演进阶段、整体形态与治理意蕴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目前缺乏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回顾与检视。通过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其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公共平台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发展带来双重治理意蕴:一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提升政府职能履行能力、生成"数字空间"政府;另一是面临公民隐私、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治理效能和公共参与等难题亟待解决。未来数字政府建设不能只停留于功能意义上的精准治理、整体治理,需要进一步扩展至信息技术与公共治理融合创新的多重可能性,并从个体、组织、制度和价值四个层面作相应调整。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以数字治理提升政府决策能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新一轮信息技术迭代发展,政府治理数据指数增长,既为政府决策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数字治理背景下,实现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必须遵循数字治理逻辑,在决策理念、组织、机制、行动、资源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革新。     

中央群团改革视域下地方妇联购买服务的实践逻辑及其理论扩展--基于对上海H区的经验观察

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抓手,各级妇联组织在中央群团改革精神指引下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实践。本文以上海市H区妇联的改革实践为例,在对既有理论加以反思的基础上,立足群团组织的核心属性尝试构建一种以"中间领域治理"为核心特点的分析框架,以揭示H区妇联改革实践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研究发现,在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践中,H区妇联通过规范化制度、专业化方法、多主体联动、长效化机制等行动举措,推动了妇联传统服务模式的转变、组织属性的重塑以及服务群众能力的提升,形成了一种"群团借道社会"的实践逻辑,通过联同社会力量促进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组织通道的再造。本案例对当下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具有实践价值与参考意义,既是对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共同体的积极响应,也提供了一种深化群社协同共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策略机制。     

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认同与张力——基于“一体两面”三重交互界面的探究

健康码是疫情应急治理的重要数字工具,政府、社会和个体是三重交互界面中"一体两面"的行动者。疫情期间,政府赋权认同健康码治理,是因为它契合了疫情治理的需求,提升了疫情治理的效率。社会认同健康码是因为它能有效缓解疫情治理的复杂性,促进社会安全有序运转。个体认同健康码是因为个体需要通过这一"电子门票"获得"数字生命"、身份认同和行动自由。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暗含着"一城一码"、健康隐私边界打破、社会治理权力让渡、社会碎片化等多重张力。在应急治理期间,对健康码治理的认同超过了张力,但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变,两者的关系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在推进数字治理过程中,可以"优化"健康码拓展"码上治理",但要防止"码上治理"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