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影响及其治理

横空出世的ChatGPT开启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标志着人工智能具有广泛的学习能力并在大多数领域达到或超过普通人类的水平,其社会影响将巨大而深远。ChatGPT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最新应用成果,面对这一新传播范式,对其风险认知、治理策略研究刻不容缓。类ChatGPT应用嵌入公共治理领域将展现出巨大潜力,同样需要未雨绸缪,预判其可能带来的失灵、失信、失德、失向等风险,使其成为一个可用、可信、可靠和可亲的“推动者”。有乐观者认为,ChatGPT等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技术的优势将为法治政府建设所用,带来人力所不及之利好;显见的是,作为“聊天机器人”出身,在代表政府与公众互动方面,类ChatGPT应用必将减少大量行政负担。欲知全豹必窥多“斑”,有人提出,可从认知、技术、数据和服务四个方面对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嵌入政府治理进行研究探讨;也有从“工具、语伴、智慧体”抽象隐喻视角辨析围绕ChatGPT类智能应用的治理;更有对后ChatGPT时代政策智能发展前景的展望。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性高度耦合,这也为信息技术可持续赋能创造了先决条件。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依附于信息技术建构政府的有机过程,包括形态演进、高效行政、治理创新与价值选择四个维度,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逻辑体系。然而,技术“双面性”特征也可导致政府由“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技术-组织-制度”设置失配、技术理性侵蚀民主价值、空间过载和信息外溢、非兼容性等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仍需通过信息技术的内在价值重塑、顶层设计完善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预定目标,可为防范信息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提供价值预判。     

人工智能嵌入公共服务治理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公共服务治理革新的同时,也出现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挑战。在应用范围上,人工智能于社会治安、交通基建、市场监管、反腐倡廉、应急管理、医疗保障、文化教育、能源管理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提高了公共服务决策能力、公共服务组织的管理效能、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公共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互动,以及强化了公共服务组织的内外部监督。但人工智能嵌入公共服务治理也面临着数据质量不足、技能人才短缺、统筹规划抵牾、数字鸿沟庞大、解释问责模糊、伦理冲突激化、安全隐私脆弱、就业收入分化等风险挑战。于公共服务治理场域中克服这些困境与问题,是发展具有创新性、可靠性、安全性的人工智能嵌入模式的必由之路。在收益与风险间寻求平衡,可以有效促进以证据为主导和以数据为支撑的公共服务治理路径的创新。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数字政府如何与法治政府更好结合？——基于技术与制度融合的分析视角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相结合的系统集成目标，必须遵循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方法逻辑，统筹协调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与法治价值的规制机能，推动政府治理各个领域数字化发展与技术应用各个方面制度化保障的融合治理。在技术赋能上，数字技术助推法治政府现代化转型，实现对法治政府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的数字化再造。在制度保障上，依托法治规则有效调和技术风险，从政务数据流动的标准化、数字权力运行的程序化与数字问责机制的规范化三个方面，搭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框架。     

元宇宙法律治理中的数字正义及其实践路径

元宇宙具有虚拟现实交融性、去中心化与弱共识性、技术集成性与依赖性、概念性与发展不确定性等特征，引发了治理规则、治理机制以及治理思维等方面的难题。基于法律与科技间相互关系的多重维度，数字正义兼有数字科技赋能法律治理与通过法律治理规范科技发展的内涵，是正义观在数字时代的深化与扩展，具有价值引导与利益分配、技术规则与发展激励等元宇宙治理功能。在元宇宙法律治理中实践数字正义，需要打造法律之治与技术之治相结合的元宇宙治理规则体系，构建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的元宇宙多元共治机制，引导数字思维系统性嵌入元宇宙治理的法律思维。     

数字治理价值的偏离及其复归：基于“数字抗疫”的案例研究

数字治理应满足数字赋能与技术赋权两大期待,但实践中却漠视了人的主体性价值,没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也未充分回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导致数字治理价值的偏离。以“数字抗疫”实践为例,总结在数字治理实践中暴露出的民众隐私安全受到威胁、数字技术引发的附带风险、数字鸿沟与技术冷漠、数字形式主义的扩大和数字权力的失控等典型问题。数字治理要遵循由安全可信、智慧高效、人文关怀、数字包容、开放共享和多元共治所组成的价值体系,以人本观念统领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以法治原则维护数字社会秩序,构建整体性的数字治理能力体系,以制度变革破解科层制的技术困局,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价值的复归。     

什么样的数字治理生态能提高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基于生态视角的动态QCA分析

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是统筹数字政府发展的新战略目标。而数字治理生态与数字政府发展间的动态作用机理还有待揭示。基于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组态理论搭建研究框架,以2015年至2021年间31个省级政府为样本,并运用动态QCA方法从生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单个数字治理生态要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效应,数字政府发展日渐依赖于良好的数字治理生态;“数字赋能下社企助推型共栖生态”和“数据赋能下政社企协同型共栖生态”是产生高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而“生态待育型”和“需求不足下的资源缺位型”是导致低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四类生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总体保持稳定,但2019年高结果组态解的一致性断崖式下跌,其可能原因是政策动因成为核心主导因素。研究发现有助于丰富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厘清数字政府发展的约束条件,并为地方政府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政府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以数字治理提升政府决策能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新一轮信息技术迭代发展,政府治理数据指数增长,既为政府决策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数字治理背景下,实现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必须遵循数字治理逻辑,在决策理念、组织、机制、行动、资源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革新。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数字正义视域下数字司法建设面临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数字正义是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对传统正义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社会赋予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应当成为新时代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数字司法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存在“数字鸿沟”导致司法触达不全面“、算法黑箱”造成司法推论不透明“、技术机械”致使司法审判不合理等诸多问题,阻碍了司法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在通往数字技术嵌入司法领域的新一轮变革中,还需要从健全数字司法法治化规范体系、强化数字司法系统的安全实用、优化数字司法建设的人才支撑、改进数字司法应用的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加强数字司法法治建设,从而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美好期待。     

数字政府:演进阶段、整体形态与治理意蕴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目前缺乏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回顾与检视。通过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其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公共平台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发展带来双重治理意蕴:一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提升政府职能履行能力、生成"数字空间"政府;另一是面临公民隐私、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治理效能和公共参与等难题亟待解决。未来数字政府建设不能只停留于功能意义上的精准治理、整体治理,需要进一步扩展至信息技术与公共治理融合创新的多重可能性,并从个体、组织、制度和价值四个层面作相应调整。     

数字政府背景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一个概念模型

数字理念、资源和技术日益驱动传统政府向数字政府形态转型,而具备数字素养是公务员胜任数字政府场景与任务的关键,有必要对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范畴及内容框架等基础问题进行理论讨论。在系统梳理公务员数字素养的议题背景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之上,从综合性的角度界定公务员数字素养,认为它是公务员在数字政府场景中开展数字化的行政与治理活动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综合。基于素质洋葱模型和数字政府理论的双重启发,从数字素质和数字能力两个面向,按照陀螺形态自上而下建构了数字心理素质、数字技能素质、数字行政能力、数字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组成了一个立体性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并据此进一步解析出13项具体的数字素养因子。     

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动员策略与理论源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事实场景,可见积极型政府的特质与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推动着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并激起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政府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与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之间,不断地形塑着数字化危机治理模式。积极型政府采用科层制统合、数字化驱动和舆论性引导等动员策略,基于"理念-数据-组织"的核心要素,形成模糊性治理、流动性治理和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理论源流。但在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中,还内含精准与模糊、高频流动与物理阻断、刚性与柔性、积极有为与过度干预等的可能张力和潜在挑战,需要从治理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实现积极型政府的自我超越与数字化的危机善治。     

从传统治理到敏捷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范式革新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由个性化向普适化方向发展,风险的不确定性从外部延伸至内部,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周期将越来越短,这使得传统治理范式适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时存在诸多局限。基于对象场景的分散治理难以统筹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全局,基于风险预防的事前治理难以精准预测风险并提前预防,基于法律规范的硬性治理难以提升治理实效。作为一种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治理范式,敏捷治理契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需求,与我国一直推行的包容审慎监管具有理念上的一致性。基于敏捷治理的全面性、适应性与灵活性,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应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依据模型产业架构,形成“基础模型-专业模型-服务应用”的全面性治理格局;划分已知与未知风险,构建事前预防与事后应对相结合的适应性治理机制;综合运用技术、法律等灵活性治理工具,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范式革新,促进科技向上向善发展。     

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共同富裕是当前最主要的时代课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群众有感为导向的数字政府治理成为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浙江数字政府治理通过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对浙江数字政府治理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在赋能过程中,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多跨协同与扁平交互的结构逻辑、互构融合与流程再造的过程逻辑、机制重构与价值创造的功能逻辑。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应坚持数字普惠的基本价值理念、制度理性的基本建设路径和数字交互的基本建设方式。     

新时代数字教育的多维面相、潜在风险及应对

数字教育是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创变发展的新产物,是引领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和支撑。数字技术、数字基建、数字资源、数字素养展现了数字教育的多维面相,凸显了数字教育的内在要求。数字教育多维面相下,潜藏着数字教育的资本操纵裹挟“虚假意识形态”、数字资本的权力支配销蚀教育的公益属性、数字技术的异化应用冲击教育主体的地位、数字安全的漏洞风险导致育人环境的安全隐患等风险。构筑数字教育的意识形态防线、规范资本在数字教育领域健康发展、匡正人的教育主体性地位、筑牢数字教育的安全屏障,成为应对风险、推动数字教育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策略。     

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层次结构与培育路径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对公务员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培育公务员数字素养有其内在的必要性,是破解人力资源难题的迫切需要、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具体来看,公务员数字素养包括数字意识、数字精神、数字能力和数字责任四维结构。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公务员数字素养存在着对数字技术理解和认知不足、数字素养的考核缺乏统一标准、区域数字能力不平衡以及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相对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坚持以理念促行动,双向发力提升数字素养;做好统筹谋划,夯实数字素养培育基础;健全相关制度,多措并举强化机制保障;加强育才引智,注重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央行数字货币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应对策略

中国央行推出了DCEP数字货币,并开始在深圳、苏州、成都等城市进行试运行,这些对于提高货币流通效率、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打击非法交易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央行数字货币发行仍面临诸多问题,在信息技术、货币安全、法律法规、货币流通等方面存在一定风险和挑战。因此,央行应加大对数字货币技术的研发力度,完善数字货币金融制度,优化数字货币流通环境,应对数字货币发行中面临的风险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