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数字化转型效果因何不同：基于上海“一网通办”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新公共治理“政府-公民”行动者的框架,从政府数字行政能力、公民合供行为两个维度出发,选择上海16个区为研究样本,将fsQCA和多时段QCA策略相结合,探讨了“一网通办”在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为何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个体-组织-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数字行政能力很重要,但并不是解释高效果的唯一条件,还必须考虑公民作为治理行动者的合供行为;多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四种提高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的方式——领导主导模式、技术主导模式、协同主导模式、合供主导模式;从“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的组态结果来看,整体呈现出“数字领导能力主导下的强技术建设或弱公民合供→数字协同推进能力主导下的强公民合供”的路径演化特征。研究结论丰富了新公共治理行动者框架的解释情景,且对深入理解不同阶段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有启示意义。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     

边界重塑：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内在机理

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以“一网协同”为重点的数字化建设为提升政府部门协作水平提供了可行途径。以“数字化建设缘何可以提升政府部门协同水平”为研究基点,基于组织边界理论,考察G省政府部门的协同困境及“一网协同”数字化建设发现,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本质是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政府部门的主体结构、互动关系、行动空间、制度权责与业务流程边界,使各部门能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在数字空间中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互动,实现决策协同、管理协同、绩效协同和行动协同。在推进技术发展与组织变革理论讨论的同时,也从技术发展、制度创新及组织建设三个方面为推进政府部门数字化建设、提升组织业务协同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政府如何与法治政府更好结合？——基于技术与制度融合的分析视角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相结合的系统集成目标，必须遵循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方法逻辑，统筹协调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与法治价值的规制机能，推动政府治理各个领域数字化发展与技术应用各个方面制度化保障的融合治理。在技术赋能上，数字技术助推法治政府现代化转型，实现对法治政府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的数字化再造。在制度保障上，依托法治规则有效调和技术风险，从政务数据流动的标准化、数字权力运行的程序化与数字问责机制的规范化三个方面，搭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框架。     

动态能力视角下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来自混合研究的发现

现有研究鲜有深入分析能力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动态能力理论，通过混合研究设计检验不同能力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剖析不同能力及其组合的具体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数字领导能力、数据治理能力与部门协同能力等七项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数字化转型效果。其次，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发现不同的能力组合推动高水平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即高位推动型、协同创新型与生态系统型。     

政府数字化转型驱动下优化营商环境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探讨政府数字化转型驱动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使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以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为例,总结了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措施以及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主要围绕企业生命周期展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受到来自组织、流程、技术层面的挑战。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驱动力,强化组织间的协同整合、优化业务流程、推进政府数字化运作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路径。     

数字法治政府下“放管服”改革的关联逻辑与未来进路

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它既体现为对法治政府的数字化发展,又彰显出对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规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数字技术和依法行政的深度融合。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放管服”改革的同频共振,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实践政府职能、以良法善治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放管服”改革的运作过程主要依循权责适配、审管协同、服务共创和制度共进的逻辑,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未来应着力于战略定位、组织建设、数据融通、数字法治能力培养、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予以推进和施行。     

关于电子政务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调查研究

阐述了电子政务在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详述了哈尔滨市电子政务在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取得的一系列成效;结合哈尔滨市服务型政府建设现状,提出要以电子政务为手段,树立客户至上的政府服务理念、建设协调有序的协同服务模式、促进政府纵向结构扁平化和横向结构整合化、对传统政务进行技术化改造、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等建议。     

大都市社会转型与政府治理协同化——一个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政府治理协同化是社会转型对政府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大都市社会正在从传统的外延型增长模式向内涵型发展模式转型。适应并推进大都市社会转型离不开政府治理的协同化。然而,在实践中,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协同化还受到一些障碍因素的制约,具体表现为政府系统的内部协同不足、外部协同不足和内外结构性协同不足等方面。应当从理念塑造、组织再造、利益平衡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系统性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政府治理的协同化,从而有效适应并推动大都市社会转型。     

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的数字化建设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步伐的推进，数字化转型对于学校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逐渐凸显。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数字化转型是一种范式转换的创新发展过程，目的在于重塑学校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新生态。为推进学校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数字化转型，建设学校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新生态，应形成数字化空间共识，建设教学质量评价共同体，构建全生命周期数据治理模式，推进学校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数字化建设。     

“跨纵向层级”网上政务咨询互动模式及改进策略——以F部门事项为例

<正>一、问题的提出合作是以实现共同目标为导向的共同行动^[1],“协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作。就政府部门协同来说,协同是指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与一致行动^[2]。数字政府的发展是政府内部各层级协同共治的过程^[3]。从已有研究来看,政府间协同和协同治理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仍然围绕政府组织间主流的科层制组织形式,包含从更高层级到地方不同层级的纵向整合以及不同功能的横向部门整合两个方面;二是各政府服务平台在架构上趋于平台化模式,将其作为数字能力的基础配置,目的是通过数据平台或载体上的信息和数据传递价值,促进政府间扁平化与互通融合。而搭建数字化平台必然吸引公众参与,一部分具体表现为在政府互动平台中收集并回应社情民意。三是重视数据资源体系的开放共享,将其作为当下打破部门主义割裂和解决管理“碎片化”问题、实现数字政府建设“敏捷高效、智能精准”目标的有效方式^[4]。     

我国政府预算的碎片化现状及其整体性治理策略研究

政府预算治理是政府财政治理的核心。目前,我国政府预算治理模式正处于由＂前预算时代＂向＂预算时代＂转型过程中,政府预算改革面临着权力碎片化、功能碎片化、制度碎片化及信息碎片化等现象,需要将整体性治理作为分析工具,对权力、功能、制度和信息进行协调与整合,实现整体性政府预算治理。     

《2021两会看点》系列报道之二 越来越有数:享受“数字+”,做到“风险一”

拥抱数字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不可避免地需要逐步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新趋势。不论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的“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数字产业”目标,还是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相信“数字化”话题刷爆很多人的朋友圈。     

数字政府发展的理论框架与评估体系研究——基于31个省级行政单位和101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数字化演进,全球进入政府数字化转型时代。然而,数字政府理论建构却滞后于数字政府实践发展。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数字政府的概念和形态,但仍缺乏系统理论框架以界定数字政府的内涵和外延、理解数字政府的构成要素和治理模式,更鲜有研究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水平进行系统性实证评估。本文从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入手,从组织机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政府发展的OPCE理论框架,原创性提出了数字政府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并综合利用定量、定性和大数据等方法评估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101个大中城市数字政府的发展水平,进而探析了治理规模、经济发展、信息化程度、政府规模等因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机理,验证了评估体系的合理性。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地方政府部门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问题——基于城市层面政务热线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各部门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以及推进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在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化转型的三大维度——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并以全国79个城市的政务热线部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前地方政府部门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部门的数字化转型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服务渠道的网络化建设水平低且融合度不足,数据管理体系和配套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智能化建设思路不清晰且相关工具未能很好地嵌入部门运行和实践之中。为此需要围绕"融合性政务服务"闭环推进网络化转型,围绕"智慧化数据治理"闭环推进数据化转型,围绕"智能化管理运行"闭环推进智能化转型,并在顶层设计、资源投入和管理机制等方面构建完善的支撑体系。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内部横向视角下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地方路径：基于“资源-压力”模型

在中央的顶层部署和努力推动下，各地政府纷纷推动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然而，就其数字化转型方式和治理成效而言，各地政府存在着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本文以31个省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方式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混合方法集合理论，基于“资源-压力”分析模型，实证探索影响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和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基础资源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创新资源和社会压力能够有效带动数字化转型。以“资源”和“压力”为轴建立类型学分析矩阵，由此产生双向驱动型、资源依赖型、社会压力拉动、创新资源刺激型四种转型类型。总体而言，我国地方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资源和压力相互依赖作用的结果，资源是塑造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前提，但压力也在调适着资源对于转型程度的影响。     

以大部门内的纵向改革促进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党的十八大所阐述的中国特色行政体制目标模式中,大部门制和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其一体两面,前者是组织形态,后者是实质内涵。目前改革的关注点集中于大部门制的横向整合上,而同样对新体制起重要支撑作用的大部门内纵向改革应当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纵向改革的成败严重影响到大部门制和服务型政府的效果。因此,应当抓紧以大部门内的纵向改革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