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防火墙"何难挡官员"边腐边升"——拿什么净化官场政治生态(之三)

在腐败中升迁，在升迁中腐败，成了近年部分落马高官不同履历中的共同“印记”。面对官场“边腐边升”症，人们不禁要问：谁为这些腐败官员打开了升迁之门？谁纵容了这些官员在升迁中继续腐败？     

话说"当官不发财"

近年来,跑官要官现象屡禁不止,官场腐败事件屡见不鲜。尽管再三强调:跑官要官,坚决不给。仍有不少追求升官发财的人买到了“乌纱”,一些贪官还“边腐边升”。净化“官场”,成了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课题。 日前,新华社报道了福建省最贫困的政和县冒出200多个贪官的新闻,其中有两段话,给人极大的提示。一段是政和县广为流传的:“做生意会亏本,搞种养没市场,办企业无销路,     

透视“雅腐”

2012年新年伊始，副部级贪官周镇宏落马。周镇宏贪腐案除了与茂名腐败窝案有关外，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此人具有理学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头衔，是个爱出书的学者型“雅腐”贪官。近几年来，中央加大反腐肃贪力度。大力加强制度化反腐，加紧构建科学反腐体系，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像病菌抗药性一样，一些贪官的“抗反腐”伎俩也在“升级”，官员贪腐的花样不断出现新的变种，不仅有送名贵字画和艺术品的“雅贿”现象，还有一些可以称之为“雅腐”的行为，比如这些年蔚然成风的官员出书热现象。周镇宏的落马，引发了公众对“雅腐”官员爱出书乱象的担忧和抨击。     

贪官钟情“官外贪“

随着反腐机制的日渐完善,使得在位的贪官"边反边腐"的难度也日益增加.于是,许多的贪官就开始在自己的亲属中寻找腐败"代理人",以求营造"官外贪"的小气候,搞腐败的体外循环.这既是在台贪官的无奈,更是腐败版本的升级.     

反腐败的战略重心与官员财产公示

面对制度性、社会性腐败现状,中国的反腐败战略重心要从惩治贪官转向预防腐败。就反腐败的整体成效而言,预防比惩治更为重要。官员财产公示是预防腐败的指标性措施,但是这项制度在中国正陷入进退两难的僵局。面对过去30年积累的腐败重负,适度宽赦是国人无奈的选择。预防为主的反腐败战略观可以为打破官员财产公示僵局提供思路,而自愿公示、抽选公示、晋级公示可以作为全面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进路。     

干部带病提拔，关键是缺乏责任追究

据媒体报道，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田国良主持的一项调研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送司法机关的103位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以上的案主，在作案以后仍然得到提拔。带病提拔的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此人25年前就开始腐败，一直到案发，可谓边腐边升的典型。     

试论在我国实行财产申报立法的必要性

财产申报制度在西方国家已产生了近240年,并一直延续下来,是经世界许多国家实践证明能够有效遏制政府官员腐败的利器。在我国,虽然反腐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突出,这与我国制度约束与监督的不够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实行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既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之义,也对完善相关制度、有效遏止腐败、建设民主法治政府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不宜久拖不决

“两会”召开之际，关于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再次成为一个公共热议题，一些学者通过各种方式，建议尽快制定官员财产申报的“阳光法案”，以遏制腐败。     

腐败何以不为“罪”——对中国传统社会官员贪贿横行的法文化解释

中国传统社会官员腐败横行,重要原因为“做官发财”行为在当时真正发生作用的社会集体意识中并不是一种不可接触的“罪”。传统社会对官员的腐败,正式话语与实践存在着背离。传统道德和国家的行为规范均要求官员应廉洁,历代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以惩罚违规的官员;但实践中大多数时候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都对官员的腐败行为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官员表面上都愿意标榜自己是清官,但实践中大都选择成为贪官。普通百姓呼唤清官,痛恨贪官,但又用实际行动支持和默许自己做了官的子孙成为贪官。传统国家“道德立国”统治方略的弊端,官员为适应该逻辑形成的两面人格,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是形成以上背离的基本背景。     

何日跳出“边腐边升”怪圈

6月4日7时50分,监察部官网发布消息: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6月4日,一则"骗了朱镕基总理"的网文.在互联网上大量转载,称倪发科涉嫌"粮库满仓骗总理"事件,朱镕基到达南陵县粮库的前一天."前南陵县委书记、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的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天帮人赶去验收"。(《新京报》6月5日)尽管这则消息还不能完全证实,但恐怕并不是空穴来风。而像这种"边腐边升"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稀罕之事.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经过研究.得出了"近十年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中,近八成官员腐败期间职务得到晋升。其腐败领域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     

官场变色龙

据有关资料分析,人是有双重性格的,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贪官亦如此,他们一面是人,一面是鬼。在他们饕餮开口,鲸吞国家、集体财产的同时,也会拿出一点钱用于公益事业。这些人被称之为“双面贪官”。“双面贪官”也确实能蒙蔽一些善良的干部群众,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伪装一旦剥去,贪官的真实面目就会暴露无遗。“双面贪官”:既做婊子,又立牌坊,官场上的变色龙老百姓有一句骂“伪君子”的话,叫“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用这句话来骂“双面贪官”真是痛快淋漓、入木三分,而这也恰恰是“双面贪官”的做官哲学。他们一方面把自己乔装打…     

刑法修改 剑指腐败

近年来曝光的诸多高官腐败案中，其配偶、子女、情人、秘书乃至司机等“身边人”纷纷卷入其中。这些“身边人”或借用高官权势暴发横财，或为钱权交易牵线搭桥，或协助腐败官员逃避追查。贪官与“身边人”结成腐败同盟．俨然已成当今腐败的一个突出特点。     

促官“向善”的阳光法

从人类文明史上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是个年逾百年的老“东西”。瑞典人在二百多年前就在玩这一制度，英国人在其几十年后甚至就形成于一部制定法。成为了各国效仿的榜样。从法律实践上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点也不神秘和也不可怕，因为瑞典和英国的司法史上，在执行财产申报制度后，并没有曝出足够多的“惊心动魄”的财产类腐败罪案件，说明这是一部对官“友好”的法律，是一部促官“向善”的法律。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一制度理论，就从“善”论讲起。     

贪腐怪相的心理学解读

盘点以往的落马贪官，我们会发现一些让人费解的现象：为什么很多贪官总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为什么那么多官员过不了“59岁”这道坎？为什么一些地区或一些行业容易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的发生。     

海外追逃:一次法治的角力

在反腐的语境下,贪官外逃一直是一种挑战法治的尴尬现象,构成不少问题官员腐败的必经环节.一个国家对外逃贪官的追捕力度,不仅直接关系反腐的实际效果,同时也关系到国内法治的实现程度. “中国反腐扩大到国外” 7月22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年底,集中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由于贪污受贿是经济犯罪的主要门类,现实中贪官也构成外逃的主要对象,因为此次行动被境内外舆论解读为“中国反腐扩大到国外”.     

贪官为何事前不怕法事后怕？

坊间对前“腐”后继的官员有许多形象化的称呼。因为说法形象所以容易记住，“数字式”即为其中一种：“五毒书记”、“三玩市长”、“三光书记”、“三敢局长”等等。这些腐败官员没有经受得起形形色色的诱惑，有的还是自己运用手中权力主动寻租所致。     

“前腐”不“后继”

在同一个省交通厅，前任厅长因腐败而落马，后任者继续因腐败又倒下，一连四任厅长“前腐后继”，都倒在同一个岗位上，被讽为腐败“四连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竟然还有一连五任“前腐后继”的，都相继因腐败而获罪!这样的官员“前腐后继”案例，实在触目惊心，怎能不引人深恩？     

官去也房留下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提出:拟探索实行官邸制.何谓“官邸制”?从字面上理解,它是国家为官员安排住房的制度,官员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并有严格的规则,遏制可能出现的官员房产腐败.这一制度在国外已经非常成熟,对中国来说也并不陌生,甚至可谓“古已有之”.     

揭开当代贪官的十大"伪装"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由社会体制调整和市场经济运行带来的诸多问题便日益暴露出来,其中令国人一直诟病不已的便是官员腐败。透视近年来全国各地查处的大大小小的贪官腐败轨迹,不难发现他们中许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长”——善于伪装。笔者以下归纳的十大“伪装”是贪官们日常惯用、蒙蔽组织和群众并屡屡得逞的伪装“法宝”。“专家学者”型有一部分贪官在成为党政官员之前,本来就是大学教授、技术专家或者知名学者。从政后,他们就利用专家学者这个“伪装”,大干贪污腐败之事,如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郑道访,本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     

引渡外逃贪官的瓶颈

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几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增至大约为4000人,卷走资金近500亿美元。而这其中能被遣返回国的贪官几乎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既有法律上的也有国际合作制度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