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研究

法律多元主义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自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主义认为,在国家法之外,存在着"一系列大量的法律规范散布于社会之中"。法律多元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形成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围绕国家法和民间法这种二元架构,构成了我国民间法研究的基础和核心。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近现代以来国家公权力对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格局。改革开放后,法律多元主义在中国乡土社会一定程度上得以重建并发生新的变革。我们应充分发挥民间习惯的作用,使国家法起到一种连接各个分散的民间习惯的作用,最终形成国家法与民间习惯的良性互动。     

论乡土社会的"厌讼"现象

本文指出"厌讼"现象的产生,是乡土社会的本质所引起的,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当代法律移植下"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文中认为国家可以在立法上吸收民间法思想并保留民间法在一定范围内的自治空间。     

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

本文以乡土社会为视角,通过一系列诸如"炕上法庭"、"赔钱偿命"等明显与"国家法"规定不一致的现象的存在,可以看出,在乡土社会"国家法"似乎是被边缘化了的,而类似于乡规民约的各种不正式的习惯法却被乡民们普遍的接受,究竟乡土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究竟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本文认为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乡土社会,而这一过程需要的是对中国的本土资源的真切关注。     

我国法治实践的若干法律问题

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明确提出,我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不断推进。但是,“人治”观念的影响、民主政治的不健全、道德与法律在法治进程中同时并存、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矛盾、乡土社会实施法律的艰难以及法的实效的不理想却造成我国法治进程比较缓慢。因此,我国应加强“法治”观念,真正使民主制度法律化,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实施,尽量通过提高立法技术等措施保证法功能、目的的实现,进而使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效。     

民间法:一种少数民族地区犯罪控制的乡土力量——以云南宁蒗跑马坪乡彝族社区民间禁毒个案为样本

在传统理论中,犯罪控制是典型的国家正式力量主导的社会机制,但是这种理论构建下的犯罪控制设置并不一定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土社区中。通过对云南宁蒗跑马坪乡彝族社区民间禁毒个案为样本进行法律人类学解读,说明国家法外的民间法资源能够并且应当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犯罪控制的重要力量。     

乡土社会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博弈

在现代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的的乡村社会，作为国家正式法律的“国家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传统习俗，即“民间法”，仍然是乡土社会中维持秩序的权威力量。本文指出应正确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均衡互动的调节系统，发挥二者各自的作用，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浅析亲密关系对国家法的消解

亲密关系是一种以生物性情感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它有着自然情感性、私密性和自治性的属性。这些属性是亲密关系对国家法消解的原因所在。亲密关系的信任是建立在情感上的信任,其适用的原则是利他原则。这从根本上不同于法律所调整的陌生人群体的制度性信任和自利原则。因此亲密关系的情感可以包容法律,消解国家法的效力。消解的后果就是影响国家法治化的进程。     

法律执行之思:情理与法理的协调与冲突——源于电影《真水无香》的思考

电影《真水无香》无疑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情理与法理交汇的取舍之争。正所谓"法不容情",我们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强调法不容情是必须而且必要的。毕竟法治建设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以法律为信仰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只有全社会普遍坚信法不容情才能为法治建设打下良好的法治社会基础。只有在完善的法律面前强调法不容情才是最好的法治社会之路。在这样的法律制度的指引下的法治建设,才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的良好社会现状。只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协调一致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和谐,亦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低保”的乡土实践——以F市L县为样本

法律援助事业具有社会保障性和国家责任性。我国现行法律援助运行模式满足不了乡土社会的法律援助保障需要。乡土社会的"法律低保"应契合城镇化发展目标,以地方立法形式因地制宜解决县域法律服务资源与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矛盾,广开资金募集渠道,统筹法律服务资源,完善受援条件审核机制,切实扩大法律援助受援面,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质量考核并规制相关单位的协助义务。     

论我国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培育

伴随三农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乡土社会法治建设纳入了国家法治建设的轨道。本文从我国实际出发,旨在阐释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的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当代中国乡土社会法律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和培育措施,以期为我国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培育有所裨益。     

甘肃“对赌协议案”判决之评析——以法律方法的运用为视角

疑难案件是各种法律方法尤其是非常规法律方法运用的主要场域.甘肃“对赌协议案”作为新型疑难案件,兼具事实定性困难和冲突型法律选择困难.对赌协议条款属新型无名合同条款,欲解决其定性难题须综合运用多种合同解释方法.该案中涉及的民间法与国家法、民间法与其他社会规范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法律冲突,其冲突的消解无法借助于效力识别方法,只能仰仗于利益衡量方法.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消解以上冲突的具体规则是:(1)合同等民间法优于国家法或其他社会规范的任意性规定;(2)国家法或其他社会规范的强行性规定优于合同等民间法;(3)合同等民间法的有效推定规则.正确并妥当地解释该案涉及的国家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相关强行性规定的含义是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消解以上冲突的前提和基础.     

制度结构视野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以英美差异为参照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对应于法律推理的形式性和实质性,英美两国的司法实践在法律推理的面貌上有形式化与实质化的倾向之别,其制度结构上的差异是形成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我国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由金字塔型全息式的政治权力结构所决定。在这种结构中,任何一个子系统都服从并且承担着整个系统的功能预期,法院要实现社会对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功能期待,也就必然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不过,由于我国法官身处在科层制之中,严格遵循法条、奉行规则主义,是风险最小的理性选择,而这与实现两个效果相统一的要求有时不相一致。缘于权力结构的要求,又受制于科层制的结构,是该项司法政策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     

经济法的性质及其与邻近法律部门的关系

<正> 一、经济法的性质(一)经济法的市场法性质1.近代法的特点在近代市民社会组成的同时,作为支持这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而产生的近代法(包括公法和私法),是以保障有自由、平等、对等权利的"人"与"人"之间的私有权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契约自由的法律体系而确立的。在近代国家和近代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法

<正> 一、概念和界限社会法可以理解成反映其社会政策目标的法律。"社会政策"主要意味着:保证所有人的生存合乎人的尊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以及消除或限制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但是这种社会法的概念是含糊的,并没有具体说明它包括哪些法律领域。社会法的核心部分就是社会保险法。较新的提法更把社会法同社会支付(现金补助、服务与实物提供)法视同一体,社会支付是由国家、地方、专区以及社会保险区部门向要求社会保护和帮助的人提供的。由此可     

应然与实然:乡村治理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与嵌合

任何社会规范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逻辑的界定,反映了特定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基础。乡土社会是中华文明诞生和繁衍的基础,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是以乡村为依托,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沉积下来的。同时,在一个经常接触、朝夕相闻、相对封闭的社群内,也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法律行为规范,千百年来调节着人际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发展。本文从应然与实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乡村治理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与嵌合问题。     

从政治与司法双重视角看“马锡五审判方式”

"马锡五审判方式"因贯彻了"群众路线",其客观效果与边区政权的政治需求高度一致,所以在19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得以推广。它已跨越了司法的边界而成为政治的手段或方式;但作为一种纯粹的司法技术,它是一种处于普遍性法律规则与乡土社会民间法冲突中权宜变通的司法模式,是中国司法现代化初级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     

应然与实然:乡村治理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与嵌合

任何社会规范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逻辑的界定,反映了特定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基础。乡土社会是中华文明诞生和繁衍的基础,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是以乡村为依托,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沉积下来的。同时,在一个经常接触、朝夕相闻、相对封闭的社群内,也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法律行为规范,千百年来调节着人际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发展。本文从应然与实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乡村治理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与嵌合问题。     

法制统一基础上的族群民间法的价值分析——以福建惠安人民间法为例

民间法是与国家法相对的一种社会规范,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为其孕育、形成、发展和适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基础。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法制现代化建设从城市向农村逐步推进过程中必然产生二者的协调和碰撞问题。民间法根植于乡土社会,国家法不可能取代、排除民间法,民众也不会远离民间法。相反,立足于社会现实,立足于民众生活生存,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法必须适应各个区域的特殊性、地方文化性,借鉴、吸收当地民间法的有益部分及其运行规律,推动社会关系的稳定与保障。本文以惠安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民间法为例,探索族群民间法在法治建设中的意义和功能,借以明了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补、协调与整合。     

“习惯法”是法律吗?

"是否存在习惯法"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包括两个子问题:第一,是否存在"习惯法"这种独特的法律类型?第二,习惯是否在说明法律的性质时是不可或缺的概念要素?对于前一个问题,由于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法律领域的习惯,要么是制定法的内容、要么是判例法的内容、要么根本就不是法律,所以并不存在习惯法这种独特的法律类型。对于后一个问题而言,习惯与法律性质的理论连接,依赖于"化约论"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然而,化约论只是主张要说明法律的性质必然诉诸某种社会事实,但并没有必然指向习惯这种社会事实,所以这种类型的习惯法观念也难以成立。     

乡土中国的不变与变——关于《乡土中国》的一些思考

＂乡土中国＂是中国法律人立法与司法离不开的现实背景,本文从《乡土中国》的文本出发,结合实地调研结果,发现其中＂变＂与＂不变＂,从而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一些有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