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下代订购火车票行为的罪与非罪研究

2010年和2011年春运期间,铁道部连续两年在全国部分车站试行购票实名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与此同时,实名制下也出现了提前收集旅客身份信息,为旅客代订购火车票并收取费用的新现象。此类有偿代订购行为是源于当事人的委托,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资料,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帮助当事人订购票,并协商一致,在订购票成功后收取一定服务费用的行为,具有民事代理的性质。行为人未控制车票,不存在倒卖的行为,只是以别人的名义帮助他人订购车票,行为人并不倒卖车票、订购车票凭证,而只是收取订购票的服务费,并没有加价卖出或是为卖出而购买车票、订票凭证。     

带“福”回家 温馨旅程

正2016年春运期间,由《人民铁道》报社、全国铁道团委、中国铁路书法家协会、《诗刊》杂志社主办的铁路春运"带‘福’回家"大型公益活动,成为了全国春运亮点之一。在活动中,通过两万多名铁路志愿者在全路百余座车站和千余趟列车上,向来往旅客赠送大福字和春联10万余幅,让旅客们感受到铁路的文化关怀,有效缓解了旅客乘车的紧张情绪,也让大家怀揣惊喜,愉悦地踏上旅     

青年志愿者播种爱心和文明

去年12月19日,2万余名铁路青年志愿者,在京广铁路沿线120多个车站和33趟列车,为旅客提供40多个项目的志愿服务,由此拉开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的帷幕。     

生命,在为人民服务中闪光──记长沙火车站母婴候车室共产党员梁政辉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同志的这句名言一直激励着长沙火车站168号客运员梁政辉。今年46岁的她，在母婴候车室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二十一年如一日，以她的真心、爱心、诚心为旅客做好事，向社会献爱。心，让数不清的旅客感受到了毛主席故乡人民的美好情怀和雷锋故乡车站的良好服务。母婴候车室的服务对象都是老弱病残的旅客，有人说这里是“扫不完的垃圾、拖不完的地，磨不完的嘴皮、怄不完的气”。为了给这些“特殊”旅客服务好，梁政辉把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和全…     

以诚信构建和谐 用管理稳定路风——北京西站科贸集团以优质服务树立“窗口”形象

这是个注重服务、以人为本的商业时代。北京两站是首都的窗口,北京西站科贸集团树立大西站、大客运意识,以科学管理和诚信服务的经营理念,塑造良好的窗口形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北京西站科贸集团成立于1996年4月,业务上涉及商业、加工业、票务代理、广告、承办消费品市场、租赁、餐饮等,而接触旅客最多的经营项目是在车站内为旅客提供商品销售、饮     

车瘾

休寒假头一天,收到姐夫的电报,要我后天务必回乡,他用车到县城车站接我。 出车站一望,黑鸦鸦一片畜力车、机动车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旅客。因为提前到达,没准备姐夫来接,我雇了一辆“的士”,飞旋的车轮奏着悦耳的前进曲。这条通向故乡的路象是一盘车史录象带,录满了形形色色古老的、现代的车辆以及各种车声的伴音。那里面也有我姐夫时现时隐的身影。     

南航北方分公司设立“3·15”宣传咨询服务台

第29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南航北方分公司设立了3·15宣传咨询服务台。服务人员向出港旅客发放《消费者航空旅行指南》、《消费维权知识手册》等宣传材料,认真解答旅客提出的问题,热情帮助有困难的旅客出行。     

自杀关联行为的刑法类型化认定路径探析

自杀关联行为包含劝说、帮助、欺骗、强迫、相约自杀等多种行为方式。传统“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讨论范式掩盖了各类行为的差异性，对行为定性失之泛泛，缺乏准确性。将自杀关联行为区分为劝说帮助、欺骗强迫、相约自杀三种类型会使行为定性更加精细和准确。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劝说帮助型自杀关联行为并不具有可罚性；在欺骗、强迫他人自杀的场合，只有当欺骗、强迫达到了剥夺他人自主意志的程度时，才可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相约自杀的情况，即使相约自杀的发起人未死亡，也同样不能将其定罪。     

论铁路客运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兼论铁路法第58条的修改

从责任的性质上划分,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有三种: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和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这三者在责任的基础、归责原则、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责任的范围等方面各有不同。铁路客运承运人在承担上述责任时有其特殊性,其中在承运人的违约行为导致旅客人身伤害的场合,旅客主张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承运人在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时除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外尚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同时,在认定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时,铁路法的相关规定与民事一般法之间存在不协调与冲突的地方,有待进一步修改。     

铁路有个“张家港”

衡阳火车站地处京广、湘桂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点，是湘南旅客、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日均接发列车282列，年发送旅客370万人次、货物74万吨、装卸作业量270万吨。4年前，该站曾因管理不力，在运输高峰期致使40余名旅客被踩死，而落下了“火车好坐，衡阳难过”的坏名声。自党政工班子调整后，该站坚持“两手抓”，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一年一变，四年大变。先后获（集团）公司大客站治安整顿先进单位、省双文明建设模范单位、部“火车头”奖杯和全国铁路文明服务示范车站称号，被誉为“铁路的张家港”。站长任炳南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调…     

犯罪构成及其客体要件分析

犯罪构成作为刑法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罪刑法定原则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采用了与德、日及英美不同的综合式的模式,将犯罪构成作为评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但在实践中这一标准因为《刑法》第13条的但书及排除违法性事由出现了例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犯罪客体要件存在漏洞,将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了客体要件。为了将这些例外情形纳入到犯罪构成中,应该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进行修正。     

论赃物犯罪中的犯罪对象——以刑法修正案（六）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六)虽然对赃物犯罪的修订力度较大,不仅扩张了赃物犯罪的对象范围、行为方式的种类,而且加重了其法定刑的配置。但这次修订也并不尽如人意,赃物犯罪的对象是否仅限于有体物,不动产能否成为其犯罪对象,赃物是否仅限于经济价值之物,财产性利益可否成为赃物,赃物与相关财物的厘定等问题也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因而探讨并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将有所裨益。     

论轮奸的复行为理论与共同正犯说

在我国刑法中，轮奸被定位为强奸犯罪的一种加重情节，而非独立的罪名。因强奸犯罪属复行为犯，复行为中的强制行为之上可成立共同正犯，而奸淫行为具有亲手性和排他性，故不能成立共同正犯，各犯罪人只能轮流地、各自地实施奸淫行为。轮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共同正犯，而是数个独立意义上的强奸犯罪之叠加，也只能在宏观上被拟制成为“共同正犯”，即多犯罪人“在实现各自轮流奸淫被害人的目的支配下”通过参与实施“团体性”强制行为而实现每个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奸淫行为。     

论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立法完善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就是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犯罪。现行刑法关于淫秽物品犯罪的规定存在不足,应从罪名确定、法定刑配置、过失罪取消、走私罪调整等方面予以完善。     

刑法新增侵犯个人信息两罪之评析

《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新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罪的犯罪对象应适当扩展到所有值得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益应由个人隐私权扩展到个人信息控制权,并包含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用权等;罪状设定也须进一步完善。     

我国社区矫正主体的构建

社区矫正在矫治罪犯、降低再犯率和降低司法成本等方面发挥着制度优势。《刑法修正案（八）》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社区矫正都有明文规定。但由于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法律规定难免简单笼统,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具体实施还有很多困难。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度的改革中明确矫正主体,制定配套的执行制度。     

论共同正犯的概念、本质和成立要件

共同正犯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具有重大意义。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共同正犯是法定的共犯种类,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共同正犯,共同正犯相当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共同实行犯。关于共同正犯的本质,存在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具有合理性。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成立共同正犯,需要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意思,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事实。     

略论我国的刑事禁止令制度

刑事禁止令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而采取的一项监管措施。禁止令制度是刑罚“严而不厉”的体现，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八）》中刑事禁止令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刑罚体系的一项创新和发展。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     

变造货币罪比较研究

尽管各国刑法大多在妨害货币犯罪中对变造货币行为予以规定 ,但是立法模式却各不相同。对其客观要件 ,中外刑法理论均认为是没有货币发行权的人 ,对于真实的货币进行加工 ,使其价值改变的行为 ,但我国尚有“数额较大”之标准。对其主观要件 ,中外刑法均认为只能由故意构成 ,但对本罪是否为目的犯则有不同的看法。此外 ,中外刑法理论对本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等 ,亦有不同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