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本文通过对外国刑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关于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考查,较为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犯罪主体的法律规定。     

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详细分析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和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这三点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并根据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     

受贿犯罪的认定与预防控制

本文比较和分析我国和世界各国关于受贿犯罪的法律规定及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基于法律之规定,从刑事和非刑事化诸方面探究对受贿犯罪的预防控制。就受贿犯罪的根源说,更需要从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建构这一体系。     

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在打击受贿犯罪方面做着积极的努力。2005年10月27日,我国立法机关以全票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7年9月13日,我国正式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但是,这些仍未能遏制住我国受贿犯罪的发展势头。据NGO"透明国际"2012年12月5日发布的2012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列第80位。这样的位次反映出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严重。因而,我们有必要从受贿犯罪的特点入手,对受贿犯罪频发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应对之策。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李金明在《法商研究》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为了应对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解决贿赂犯罪证明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接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的思考

当前官员腐败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是受贿犯罪, 而引起受贿的直接原因是行贿。行贿者和受贿者是犯罪共同体,他们互为条件,相互依存。近年来,我国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但毋庸讳言,在现实中,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甚至宽容行贿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有相当一部分行贿犯罪分子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笔者认为,行贿与受贿应一并打击,且打击受贿应从严惩行贿开始。本文拟从立法、执法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宽容行贿的原因,并提出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对策。     

增设影响力交易罪：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新增了贿赂犯罪的内容，这有助于严密抗制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但是，就新增条文贿赂犯罪内容的罪名确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充分分析贿赂新增条文罪名确定的争议后，我们认为，宜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来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的具体路径。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刑法第388条的思考

新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对斡旋受贿的有关规定有了新的调整，扩大了这一罪的犯罪主体范围。而新的变化引起了对没有变化的原条文中“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一犯罪构成要件存在的反思。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制约关系，当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时，行为人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必然产生影响，刑法没必要将便利条件设为刑法要件。刑法第388条与一般受贿相比有着自己的独立罪状，应该以斡旋受贿设立独立罪名。     

论情节犯

犯罪情节是构成犯罪事实的基本要素 ,包括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但在有的刑法分则中 ,关于情节犯的规定与其他类型的犯罪在犯罪构成上不相协调 ,有的刑法分则条文对犯罪作情节犯的规定是没有必要的 ,关于情节犯的某些规定违背了刑法法定主义原则。因此 ,建议取消有关情节犯的规定 ,代之以明确具体的规定。     

受贿行为研究——以党内法规与刑法对比为视角

党内法规对受贿行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党纪处分条例》、《谋利若干规定》、《廉政准则》和《<廉政准则>实施办法》中。从与刑法相对比的角度看,党内法规对受贿行为的规定主要存在从重或者加重处分规定合理、处罚行为未遂规定科学、增加财物为收受对象有利于打击经济型受贿、不限定谋取利益的内容有利于打击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四个合理之处和单独规定变相被动受贿行为不必要、斡旋型受贿规定范围窄、合伙私分定性为受贿不妥当、限定请托人范围不合理、党内法规某些用语不规范五个不足之处。     

单位犯罪定义的再探讨

结合目前我国刑法理论上关于单位犯罪定义的各种表述 ,围绕单位犯罪的定义中应该包括的内容展开讨论 ,对单位犯罪的定义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出于其意志 ,通过其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新刑法关于刑事管辖权的修改

新刑法对我国刑事管辖权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公民在域外犯罪的管辖问题.原则上规定中国公民在域外犯罪都适用我国刑法,取消了以犯罪地法律为标准的规定,增加了有关特殊主体的刑法域外效力的规定.二是普遍管辖权问题.新刑法第一次在我国刑法法典确立普遍管辖权制度,有利于我国行使国家主权、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犯罪作斗争.     

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也一直是各国刑法共同关注的问题。文章从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入手,着重分析了在刑法中可以适用及不适用的刑种,提出可以加大推广非刑罚手段的适用。     

唐律惩治官吏受贿规定的当代借鉴价值

唐律中的受贿犯罪可概括为受人财物而为请求、因公事而受财和非因公事而受财三种。与现行刑法相比,调整范围上,唐律因将非因公事而受财的行为犯罪化而更宽;规范体系上二者各有优劣,但唐律总体上更严密;处刑上,唐律具有刑罚重、评价因素全面等特点。唐律的这些特点对当代刑事法律具有借鉴价值。     

拍手称快之余

今年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执行死刑。就此，成克杰创下了两项全国纪录。一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一项是新中国建国以来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因受贿犯罪被处以极刑，也为我们的反腐败史册上写下重要的一笔。     

我国单位犯罪与美国纽约州法人犯罪之比较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法人制度的不断完善,法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与人们的联系日趋紧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同时,法人实施的破坏经济秩序、危害人身安全等犯罪现象日益突现,法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犯罪主体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刑法界的普遍关注。本文通过对美国纽约州的刑法典中关于法人犯罪规定的探究,揭示其与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的区别,从而为我国单位犯罪的刑法理论之完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浅议单位犯罪主体

我国对单位犯罪立法起步较晚,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案件也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步增多的。由于单位犯罪在犯罪主体、承担责任主体上有其特殊性,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主体等许多具体问题的理解还存在分歧。如何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尤其是单位犯罪主体范围的界定,成为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对单位犯罪的主体作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