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妨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探微

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对物权请求权之一的排除妨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很少有人单独探讨。学界对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有着不同观点,排除妨碍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我国《民法(草案)》对排除妨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规定不清,应予以修改补充完善。     

论受害人死亡情况下的行政赔偿请求权人

行政赔偿请求权作为请求权的一种,是由基础性权利派生而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权人的范围至少受到如下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行政赔偿对象的广度限制；二是行政赔偿标准及方式的限制.《国家赔偿法》第6条第2款关于受害人死亡情况下的行政赔偿请求权人的规定不尽合理.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应由其近亲属享有行政赔偿请求权.受害人近亲属的行政赔偿请求权并非均由“继承”得来,但在确定近亲属的请求权顺序时应当参照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则.     

物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

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有的国家或地区适用,如德国、台湾,有的国家不适用,如瑞士。德国、台湾法上,物权请求权虽然适用诉讼时效,但实际功效甚小。依照物权请求权的性质,以及物权请求权和取得时效之间的关系,物权请求权还是不适用诉讼时效为宜。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也都是采纳的此种立法例。所以,我国将来制定民法典时也应当规定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国际法视野下“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的困境与出路

2015年2月25日,日本法院对中国战争受害者提出的"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作出驳回赔偿请求的一审判决。从军事、历史、法学等多个角度,特别是运用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对这一判决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政府的顽固态度、诉讼双方地位的不平衡以及日本法院设下的重重法律壁垒已成为目前"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面临的主要困境。我国应有针对性地寻找新的出路,通过行使外交保护、加强国内立法、敦促日本出台相关赔偿立法等多种方式,以期最终解决战争赔偿问题。     

试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律问题

中国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其所遭受的损失是最为惨痛的,然而,近十年来,我国的民间受害者在一系列民间索赔诉讼中几乎没有胜绩,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受害者强烈的索赔正当要求,或置若罔闻或寻求各种借口和所谓“法律依据”消极抵触甚至拒绝。笔者试从国际法的角度,针对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法律依据”一一进行批驳,从而探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相关法律问题。     

诉讼时效：物上请求权的“塔尔塔罗斯”

学界对物上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向来争论颇多,同时各国立法例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异彩纷呈,没有＂一同天下之义＂。不同的物上请求权观念将会导致不同的物上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关系理论。因此通过对各种物上请求权性质学说的分析,进而分析各种物上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关系立法理论与立法例,从而将物上请求权性质理论和物上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关系理论在逻辑上予以连接,进而提出并论证＂诉讼时效应当是物上请求权的‘塔尔塔罗斯’＂（即诉讼时效应当扮演物上请求权终结者的角色）的观点具有理论与实务上之意义。     

我国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应然模式构想

请求权作为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在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因标准不同,分类各不相同,是否均可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争论严重。为使诉讼时效制度这一时间规范具备可操作性,诉讼时效适用范围的应然模式可设计为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和特定条件下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三类。     

赔还是不赔——行政不作为赔偿案件中的哈姆雷特式问题

关于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的讨论早已不是新的话题,但已有的探讨并没有穷尽"赔还是不赔"--这一哈姆雷特式问题的答案,尤其是现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作为国家赔偿的司法解释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导作用.实践中,行政不作为赔偿案件在诉讼中会面对司法审查权与行政裁量权的冲突问题和几种赔偿责任并存时请求权的排序问题.一般来说,对裁量行为违法实行赔偿责任豁免,但如果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几种赔偿责任并存时,究竟采用何种赔偿责任形式,问题非常复杂,理论研究也尚处于不成熟阶段.     

论我国法院对我国民间对日本索赔案件的管辖权

在我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于日本国内提起的对日索赔诉讼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我国司法界应以国际条约为法理依据,以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为借鉴,从主权豁免的例外、国际强行法的最高法性质、国际民事侵权的普遍管辖权等角度,去论证中国法院行使对日索赔案件的管辖权的可行性。我国主权豁免法制体系的构建,无疑会为我国战争受害者在国内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提供法律保障。     

重塑我国民法上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诉讼时效适用范围上规定也不明确。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部分情况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