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网民的媒体使用偏好与政治信任

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日常情境下,青年网民的官方媒体使用偏好会对其政治信任产生正面的影响作用,而社交媒体使用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对青年政治信任具有负面影响的是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在突发事件中,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效应,官方媒体使用偏好越强,青年网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而社交媒体与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则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青年网络表达参与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他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网络时代媒体使用偏好是影响青年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这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特大城市聚居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研究——基于对北京的考察

基于对北京流动人口聚集区的一项调查数据,研究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在"积极社会情绪-消极社会情绪"两个维度上的社会情绪特征状况,通过建立序次逻辑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的效应。研究表明: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受到经济水平、婚姻家庭、劳动状况、社会感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水平越高、社会感知越良好的青年流动女性越容易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较高的劳动强度及进入婚姻家庭则易使青年流动女性产生消极的社会情绪。整体而言,北京地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并未完全呈现消极状态,但需持续关注其积极与消极社会情绪并存的复杂社会心态特征。     

党政领导干部心理工作环境的初步研究

选取沿海某省563名党政领导干部作为研究对象,从心理工作环境的压力程度、工作自主性、工作支持、工作付出、工作回报、内在投入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结果表明:48.5%的被调查者存在职业紧张状况,11.4%的人感到处于付出回报失衡状态;男性领导干部工作内在投入更高,女性获得工作支持更多;领导干部越年轻,工作回报、自主性越低,而工作付出、工作要求越高;职务级别越高,自主性、工作回报越高,而工作付出与压力越小。     

有限度的自主——当前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干部

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要依靠社区干部这一联系国家与个体的关键群体。通过探究社区干部不同的生命历程,试图解释在相同的"社区场域"中,不同外部参与主体的差异的由来;同时,通过考察社区干部所面临的行政压力、人事制度、资源投放以及党组织调适等结构性因素,回答不同个体倾向的社区干部如何在实践中形成相同逻辑。研究认为,社区干部的外部资源选择受个人生命历程影响,同时,社区干部日常决策中呈现能动性与结构性相结合的有限度自主。     

中学教师时间管理倾向、职业压力与职业倦怠的关系

对中学教师的问卷调查,研究中学教师时间管理倾向、教师职业压力及其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是教师时间管理倾向、职业压力与职业倦怠变量间有显著相关,低个人成就感与时间管理倾向成显著负相关;二是在回归分析中,教师时间管理倾向对教师职业倦怠有负向预测作用,教师职业压力在时间管理与教师职业倦怠两个变量中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于我国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分析

"社区工作者"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目前我国社区工作者队伍由居委会干部、社区专业人员、志愿者三支队伍构成,其功能各不相同,尤其是居委会干部与社区专业人员在职业模式上存在着差异。对社区专业人员的职业类别界定成为我国社区工作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     

新时代地方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分析

激励机制是影响我国地方干部行为的关键因素,本研究探讨了新时代干部激励机制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激励机制为何会减效?晋升锦标赛与压力型体制存在固有缺陷:"委托代理"结构的信息不对称难题与干部群体异质性问题;新情境破坏了传统激励机制效果发挥的条件,问责泛化可能打破传统激励机制的"信任博弈"均衡。二是当前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是什么?根据"激励与约束""厚爱与严管"维度将担当作为激励机制分为四类:赋能放权、有限责任、压力型体制与晋升锦标赛。三是当前干部激励机制效果如何?指标转化后的压力型体制与晋升锦标赛可以继续发挥"指挥棒"作用,但可能改变博弈性质;赋能放权、有限责任可以扩大激励范围,但带来"放权"悖论。     

隔代照料支持对青年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4年面板数据,研究(外)祖父母提供的隔代照料支持对青年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通过建立隔代照料支持和女性就业决策模型发现,从经济学视角来看,青年女性劳动参与主要取决于其非农工作收入和幼儿照料成本的比较。进一步分析Prob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的结果发现,在中国,隔代照料支持对农业户口青年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较大。隔代照料支持显著提高农业户口青年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显著提高非农户口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对其工作时间无显著影响。孩子年龄越小,隔代照料支持对青年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越大,尤其是对有0-3岁孩子的青年女性非农就业影响最大。     

中职学生克服英语口语学习焦虑情绪的研究

研究英语口语课堂学习的焦虑情绪与学习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在一个实验班和一个控制班之间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习中和谐课堂气氛在进行英语教学尤其是口语教学中十分重要。愉快、和谐的课堂气氛,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口语教学。此外,通过问卷与数据分析显示,学生英语口语课堂学习的焦虑情绪与学习成就之间成负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学生的学习焦虑度越高,学习成就越低。课堂教学中采用的教学方法与策略对降低学生口语课堂中学习焦虑情绪起积极作用;在以学生为主体课堂中,老师对学生的指导和帮助作用也举足轻重。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压力的形成机理——组织变革视角的实证研究

组织变革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压力源。本研究揭示了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农民工压力的产生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工作职位、工作地点、个人职业发展的担忧上;组织变革会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组织变革的感知;组织变革感知会对变革压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变革感知在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农民工变革压力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会显著地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变革压力,并能负向调节组织变革对变革压力的影响。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差序政府信任是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的现实写照。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人、政府和社会等三个维度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因素是引起差序政府信任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力度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等因素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政治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不明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小,而社会宽容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大。为了夯实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石和改变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央政府应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增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维护好中央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则应在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众满意度;央地政府还应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防范由差序政府信任带来的社会风险。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基于G省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政府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但其是否会直接提升公众的清廉感知程度则有待经验研究的验证。通过对G省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近70%的受访公众感知到其所在的县/区党政机关总体清廉程度较低。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发现,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增强与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绩效、文化和信息三种机制显著影响着公众的清廉感知差异。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清廉水平越高;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清廉水平越高;有行贿经历和被索贿经历的公众与没有这些经历的公众相比,前者感觉到更低程度的清廉水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行贿和被索贿经历会直接减少公众的反腐败工作满意度,被索贿经历比行贿经历更会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而腐败容忍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公众的反腐败工作满意度。     

社会支持对中国农村人口社会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的视角

本文运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进行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数据,基于性别视角分析社会支持对中国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种社会支持中,实际支持对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影响作用显著,表现为个体的社会支持资源越丰富,获得的实际帮助越多时,个体的社会安全感越高。对比不同性别状况的农村居民发现:丰富的实际支持资源能够有效地提升男性的社会安全感,不同性别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对其社会安全感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     

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多重逻辑及实现机制——以“中心—耦合”型治理网络为分析框架

近年来,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出现了一些大型居住社区,既有研究缺少对这一对象的关注,特别是对选择何种理论工具分析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独特性缺少深入探讨。从结构上来看,由执政党扮演领导核心角色、其他主体扮演参与者角色的"一核多元"的"中心—耦合"型治理网络,是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结构形态。我国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棘手性,呈现党的领导与多元参与相结合、共识培育与尊重差异相结合、社区赋权与社区增能相结合、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相结合的多重逻辑。从实践来看,基于"中心—耦合"型治理网络,可以通过凝聚基本共识、推动资源整合、搭建协商平台、引导自治开展等多种手段,推动我国城市大型居住社区营造的实现。     

十八大以来基层公务员自我效能感与职业倦怠探讨——以西南地区为例

受十八大以来基层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和人际关系改善的影响,基层公务员自我效能感有所提升;同时,虽然新时代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压力更大、任务更重、加班更多,但他们的职业倦怠并没有明显增加。分析发现,基层公务员自我效能感与职业倦怠是负相关关系,且人际效能感与职业倦怠的关联性更大;虽然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受个体背景因素的影响较大,但根据科层制定律,职位才是影响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程度的根本因素。为此,应健全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提高报酬待遇;应重视基层公务员心理健康、强化学习培训;应完善基层公务员评价机制、拓宽职位晋升渠道;应强化组织支持、营造良好工作环境。     

中国城镇青少年成长的邻里效应——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居住区的特征会对青少年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还缺乏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和呈现。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的数据,发现不同类型社区影响城镇青少年成长的邻里效应:单位社区的集体社会化程度高于街坊型社区;商品房社区的社会控制水平高于街坊型社区;这些会导致青少年在自我教育期望和同伴上进程度上产生差异,进而影响认知能力的发展。这些研究发现揭示了青少年教育中的社区情境属性,对理解和推动转型期中国青少年的综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改善农村留守妇女现状的社会工作探析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造成农村独特的留守人口群体"386199"现象:"38"即留守妇女、"61"即留守儿童、"99"即留守老人。其中,留守妇女负担最重,承担的责任与扮演的角色也最多,但受到的关注最少,使她们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压力。通过分析留守妇女的现状问题,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政策等专业方法来探索改善留守妇女生产生活状况的工作模式,从而缓解留守妇女问题,促进农村的和谐发展。     

银行工作人员依恋类型与职业倦怠的研究

采用应用职业倦怠量表,亲密关系量表和RQ问卷进行调查等调查方法,对270位银行员工进行调查,分析其依恋类型与职业倦怠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大多数被调查者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工作倦怠;四种依恋类型的银行工作人员在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上存在显性差异;在职业倦怠的去个性化维度和低成就感维度上也有显著差异;并且,回归分析表明,依恋焦虑对职业倦怠各维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依恋类型对去个性化也有显著预测作用。因此,银行工作人员的依恋类型对职业倦怠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家庭依附、人力资本与女性青年的劳动参与——来自湖北省的数据

本文以2009年湖北省4442份城乡居民抽样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家庭依附和人力资本对青年女性劳动力劳动参与的影响,并就我国女性劳动参与决策影响因素做了城乡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女性的人力资本和家庭依附因素对城乡女性的劳动参与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劳动参与决定存在着城乡差异。在劳动参与方面,农村女性的家庭依附性较之城市女性更强一些,而人力资本变量对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大,年龄、文化程度、迁移以及工作流动性都对城市女性劳动参与影响显著。我国城乡女性劳动参与一年龄曲线呈M型,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就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