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蓝领工人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取向变化趋势——基于1980～2020年美国大选的研究

通过分析1980～2020年的美国大选民调数据，可以发现蓝领工人的投票取向在这一阶段并没有明确的政党认同，而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摇摆。经济和种族议题在美国大选中对蓝领工人有很强的动员作用。当发生经济危机时，民主党的经济主张更有吸引力;而近年来共和党在贸易保护相关议题和种族议题上更能获得蓝领选民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新经济形态，对于蓝领工人投票取向的变化有着深远影响。一方面，蓝领工人的经济地位下降，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种族意识抬头;另一方面，工会的衰落瓦解了蓝领工人的政党认同，加剧了碎片化议题对他们的影响，从而给民粹主义的煽动创造了机会。     

“通俄门”事件的起因、发展及影响

"通俄门"是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它产生于2016年大选期间,起源于斯蒂尔的报告。在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民主党积极利用"通俄门"来打击特朗普与共和党,其他反特朗普力量也想借此来削弱特朗普执政的合法性。共和党没有全力阻止对"通俄门"的调查,加上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等原因,进一步导致"通俄门"事件不断发酵。"通俄门"加大了美俄关系改善的阻力,特朗普行政团队的建设和国内政策议程的推进也因此受到影响,它也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     

当代美国政治的“种族化”现象探析

伴随政治极化一同出现的美国政治"种族化"现象在特朗普时代越来越严重。政治精英和选民根据种族议题划线,选择政党联盟,致使两党在种族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增大,中间派消失。种族保守派与蓝领白人大量涌入共和党,构成共和党胜选联盟的关键选民。民权运动后,经济问题的种族化同白人身份政治相结合,加上两党"狗哨"政治的推动,使种族主义成为现代选举政治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奥巴马时代"种族化"的溢出效应延续至今,是政治种族化加剧的重要现实原因。2020年大选临近,两党和民众在种族问题上预计将进一步两极化,这一趋势很难逆转,并将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的运作与走向。     

特朗普政府的边境墙政策探析

美墨边境墙是当前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问题。尽管遇到民主党议员及自由派人士的强烈批评和抵制,特朗普仍然采取"加倍下注"的方式,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绕开国会以筹集建墙资金,挑战了美国的宪政体制。作为特朗普政府非法移民治理改革首要策略的边境墙建设被严重地政治化,超越了非法移民治理的范畴。两党在边境安全议题上发生严重的对立,边境墙成为象征政治的符号,使府会陷入了"否决政治"的僵局。美国的政治生态从极化走向碎片化和部落化,以边境墙建设为核心的非法移民治理依然任重而道远。特朗普的基本选民特别是南部中下层白人及"铁锈地带"蓝领工人因关切不同而对修建边境墙的支持程度有所不同。特朗普利用边境墙和非法移民议题进行选举动员的策略的效用正在不断地下降,他这样做也是对2020年总统大选的政治冒险。     

另类右翼的崛起及其对特朗普主义的影响

自2016年大选以来,特别是特朗普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美国政治和社会思潮中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新现象,这就是另类右翼的崛起。另类右翼的核心思想是"白人认同"正受到运用"政治正确"和"社会正义"来削弱白人及"白人文明"的多元文化力量的攻击。另类右翼大量使用社交媒体和网络迷因,摈弃建制派保守主义,把白人种族-民族主义作为它的基本价值观。另类右翼的崛起有着特殊的现实原因。作为极右翼保守主义的一个变种,它对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制定具有显著的影响,但作为目前跻身于美国政治主流的一个边缘意识形态和小的社会思潮,另类右翼思想的影响将是短暂的,不会取代主流保守主义而成为美国社会和共和党内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2010年中期选举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2010年中期选举是共和党自1994年国会选举以来取得的最为重要的一次胜利,本次选举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国会选举。民主党选举失利的原因在于:经济状况未能如期改善引起了选民的愤怒和"反在职者"情绪、保守的茶党运动的兴起和蔓延、两党选民之间的"投票热情差距",以及中间选民转而支持共和党。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打破了民主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政治格局,将对奥巴马今后两年的政策议程形成牵制,并对美国两党政治和选举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     

党派政治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

美国两党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贯穿美国贸易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党派政治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而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也会随着其所代表选区的利益调整而变化。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从支持自由贸易转向鼓吹贸易保护,而共和党则从贸易保护主义者转变为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产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调整及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固有立场有所松动,从而使美国的贸易政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罗姆尼的总统梦

美国人是否仅仅四年后就又准备迎回曾令美国经济掉入深渊的共和党?角逐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初选战,于2012年1月3日打响,民主党因奥巴马宣布争取连任而暂时无初选之累,美国2012年大选在共和党"独角戏"序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基于政党政治的研究视角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理念和特征,这同美国当前政党政治的需要和变化密切相关。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党之间为争夺对政府或国会的控制权的博弈贯穿于公共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更是双方争相使用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以逆全球化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参与的"对等贸易"为理念,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具有贸易保护手段更为直接、更为立体、对华贸易态度更为强硬、以维护美国经济霸权为核心目标四个鲜明特征。究其原因,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依然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工具:它是共和党和特朗普谋取两党力量比较优势和总统选举的重要工具,是他们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以纾解来自国内政治压力的工具,是两党对贸易保护发展路径依赖的制度性工具,更是特朗普及共和党应对国会中期选举和2020年总统竞选连任的现实有效工具。     

美国特朗普政府首年执政评估

特朗普政府执政一年来为美国和世界带来了众多改变,引发了较大争议。就美国总统政治的历史经验比较而言,特朗普首年执政虽并非全然负面,但在政府内部关系、与共和党建制派关系,以及与公众民意的关系上都显现出有别于以往总统政治实践的特殊表现,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不确定性、党内"独大"的趋势以及维持稳定少数支持的状态。特朗普政府代表少数与加剧极化的特征凸显了当前美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即重组中的美国政治无法有效回应迫切需要变革的民意诉求,且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趋势尤甚。2018年,特朗普政府已显现出的态势和问题势必延续,而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可能引发的国会两院两党势力对比变化将加快对特朗普执政的塑造与约束。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与特朗普政府政策走向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以民主党重掌国会众议院多数、共和党维持并扩大国会参议院多数、两党在州长层次更加平衡的结果落幕。这一基本符合"民意回摆"历史规律的中期选举并不是一次关于经济等国内议题的竞争,而是围绕价值观展开的竞争。选举不但反映出了美国部分选民对特朗普两年执政所表现出的国家发展方向的深度不满,也体现出民主党巩固青年人、少数族裔以及其他群体等基本盘并扩展女性选民群体支持的成功。本次中期选举之后形成的"分立政府"将对特朗普政府的国内政策带来较大阻碍,但两党在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上仍存在妥协与合作空间。面对国内压力,特朗普政府可能更加急于寻求在对外政策维度上民众可以满意的进展,但也会遭遇国会民主党人的一定制约。在对华政策上,共和党主导的白宫与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的共同参与极可能导致当前分歧的复杂化,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大风险与不确定性。     

特朗普时代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泛起

自第一批欧洲移民踏足北美这片土地至今,"白人至上主义"作为一种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在历经三个发展阶段之后,"白人至上主义"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再度抬头。当前的"白人至上主义"以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国家认同危机为底色,其根本成因是在"政治正确"观念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中下层白人由于丧失其在社会各领域的主导权而产生的不安与焦虑;直接诱因是特朗普的当选及其言行撬动了长期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刺激和纵容了"白人至上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重新泛起造成美国社会与政治的分裂,并与特朗普主张的国家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由于引发"白人至上主义"的制度性局限和结构性根源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一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长期在美国存续。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特朗普时代美国共和党“建制派”的行为模式分析

在特朗普竞选2016年美国总统前后,建制派成为民粹主义的攻击对象。建制派是美国政治经济精英的一部分,其中的共和党政客是可能对特朗普施加政治影响的团体。建制派概念指代政治经济精英团体,由于全球化导致的经济不平等和华盛顿日益紧密的政商互动,民众对经济精英的不满转移到华盛顿的官僚政客,因此导致"建制派"概念被泛化。在特朗普在共和党中拥有高支持率的情况下,共和党建制派与特朗普形成一定互补关系,其中的技术官僚也缺乏挑战特朗普的能力与动机;这种情况可能要等到特朗普支持率下降才会改变。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从四个方面推动了其"印太战略"的实施:发展与印太地区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支持私营部门发挥关键作用;深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帮助伙伴国加强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军事能力;推动与印太国家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传播美国价值观,提升美国的影响。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这一战略,既要看到它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差异,也要看到其延续性;既要看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意图,还要全面了解其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这样才能更恰当地认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及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     

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解析

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是其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全球战略调整的考量,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调整了奥巴马时期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介入"政策,降低了该地区的战略层级,改变了多边贸易政策,仍将南海问题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并在宗教、人权和发展等软性议题上不断挑起争议。"印太战略"的推出是特朗普政府力图提升东南亚地区战略价值的重要举措,随着该战略的推进,美国从政治、安全、经贸等方面强化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并试图使东南亚地区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外线。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受到多方面制约,美国将难以实现对东南亚地区的持续介入,该地区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并不稳固。美国只有寻求与中国的良性互动和建设性协调,才能实现东南亚地区的秩序转型和规则重塑,稳定美国-中国-东盟三边关系。     

编后

在第3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本期专论刊发了多篇有关美国贸易政策问题的文章。倪世雄、李淑俊的文章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作者认为美国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公众与国会之间的利益互动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的博弈最终导致美国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屠新泉的文章分析了美国两党政治与贸易政策的关系。他认为,由于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悖论:特朗普崛起的逻辑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以一种相悖相成的方式塑造着美国的精神力量,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构成了理解"特朗普现象"的基本视角。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各届政府均未能在追求"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平衡"结果平等",导致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成为"输家"。奥巴马的应对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社会的矛盾,酿成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在这些因素的叠加推动下,美国多呈乱象,反精英、反全球主义、民粹主义狂飙突起。在这些乱象的背后,有一条潜流贯穿其间,这便是"美国梦"的衰弱。特朗普正是迎合了这股潜流,通过疾呼"重塑美国的伟大"等口号暗示了对重建昔日白人特权的渴望,重燃了白人中产阶层和蓝领阶层对"美国梦"的信心,最终实现了"逆袭"。     

拜登“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方略及前景

"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是民主党建制派精英对特朗普主义兴起以及2016年民主党大选失败进行反思的结果,其内涵上强调外交与内政密不可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等施政原则,同时深受具有温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国际自由主义、以中派面目低调呈现的左翼进步主义、以多边主义为旗号的制度霸权主义、以民粹和保守为内核的特朗普主义等国际政治观或流行思潮的塑造。受此影响,拜登的外交方略虽在姿态上有意与特朗普主义保持距离,但实际上完全吸纳其民粹主义经贸政策内核并保留其胁迫外交选项,还试图通过调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与民粹主义、多边主义与制度霸权为其民粹主义内核裹上色彩斑斓的外衣。就其本质而言,"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较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主党建制派对民粹主义的再包装,是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原则的再出场,前景并不看好。     

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与中美贸易摩擦

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本质,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政治必然引发美国经济利益集团的高度关注。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大规模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各类涉华经济利益集团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均通过各种方式对白宫和美国国会施加影响,其游说的规模和力度可以与20世纪90年代围绕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相提并论。反对加征关税的利益集团未能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这与美国总统和国会的权力分配、利益集团对中国的集体抱怨、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等因素有关。在中美经贸磋商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极力压制美国商界的诉求,但不得不安抚和照顾利益受损的农业集团。美国跨国资本的逐利性、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力、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举措等,将不断扩大美国国内支持和中国达成经贸协议的"赢集"。同时,中美竞争关系的加剧将对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后者也将从不同的方向持续塑造美国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