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宏观解读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调整发生在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在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和利用等活动过程中因保护信息主体的权益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分为形式意义上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实质意义上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欧美很多国家都有形式意义上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到目前为止,我国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还没有一项专门的法律,实质意义上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包括散见于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规范,应该尽快制定形式形式意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探析

诚信原则应作为行政法之最高形式原则，而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具体适用，应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与撤销、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所欲维护的公共利益之间要进行利益权衡，但这种利益权衡不是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必要条件；对违法的行政许可行为，不撤销是原则，撤销是例外；应完善《立法法》中的信赖利益保护制度及完善“补偿”的法律制度，实现信赖利益的全面保护。     

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条件

在适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审查实践中,怎样才能做到既有效克服成文法的疏漏、僵硬及冲突,又不至于造成法律适用混乱和法官滥权?其关键就在于找到行政法基本原则适用的时机.只有在"穷尽规则"和"充足论证"的前提条件下,行政法基本原则才有适用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只有在行政法规则缺失、行政法规则涵盖过宽、行政法规则模糊、适用行政法规则的结果将会导致明显的不公正或行政法律规则相互冲突的情况出现时,原则才允许被适用.     

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探析

诚信原则应作为行政法之最高形式原则,而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具体适用,应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与撤销、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所欲维护的公共利益之间要进行利益权衡,但这种利益权衡不是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必要条件;对违法的行政许可行为,不撤销是原则,撤销是例外;应完善《立法法》中的信赖利益保护制度及完善“补偿”的法律制度,实现信赖利益的全面保护。     

法治视角下我国网络暴力治理的可能途径

正1.对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大势所趋。《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对信息发布和收集主体、信息公开方式、信息使用途径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以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设定行为红线,对违法侵权行为作出明确的处罚规定。在网络暴力事件中,司法工作者难以根据现行法律进行准确评判,受害人也很难得到合理赔偿。2.实行网络后台实名制。近年来,网络的匿名性极大助长了网络暴力,对公民个人     

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对第三方原则的双重反思

在侦查场景中，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关系到相关信息能否获得保护、相应的取证手段是否属于强制性措施而受到规制，美国判例中呈现的第三方原则提供了一个解读的视角。该原则的理论基点主要包括公民对向第三人传递信息的行为自担风险，公民对存储在第三方的数据不具有主张合理隐私期待的权利基础等。然而，第三方原则已然无法适用于平台控制下的个人信息，原因在于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之间的联结在信息流动过程中并未被斩断。加之对第三方原则的全景式、本土化反思，可得到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权利配置的基本构造：一方面，以信息主体之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为内核，涉及隐私权、个人信息利益、通信秘密等权利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平台而言，相关数据调取措施所造成的干预集中于平台的经营自由权，包括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克减与协助数据调取义务的课予，平台借此得以与执法机关积极博弈，构成个人信息保护的外核。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制裁——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

为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增设了一个新罪。从学理上分析，本罪的罪名可以确定为非法传播、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在新法刚刚颁布之际，从刑法谦抑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的进路，对刑事立法作进一步考量，以检验和总结立法的得失；对刑事司法进行理论预设，以期司法实践能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本罪。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关系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已经不可忽视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屡屡泄露的个人信息已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要求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呼声越来越高.现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厘清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些理论问题,十分重要.作者在此就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关系问题作一浅显的分析.     

实现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制度设计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是民主与法治相互渗透融合的结果，也是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的主要标志。在行政法上确立信赖保护原则是依法行政理念的呼唤，是营造诚信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实现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必须要规范行政行为的撤销制度；完善信赖保护的行政补偿制度；扩展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领域；明确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方法。     

数字社会治理的权利逻辑: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迅速发展,促进多元主体信息交流和资讯共享,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作为数字社会公民身份的基本表征,个人信息权既是数字公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控制数字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国家立法机关应秉持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人格尊严进行立法,明晰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内涵与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应遵循权力法定原则,严格基于法律保留、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应通过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对被侵犯的个人信息权提供及时司法救济,填补法律漏洞,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制度正义目标。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的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

随着大数据和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大量个人信息侵害行为涉及公共管理领域,需要对公民施以更加完备的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措施。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自身困境来看,衍生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享有者面临数据入侵、信息壁垒、多元主体利益冲突等困境。从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困境来看,传统保护路径中规制对象以私法主体为主,而公共领域的社会治理方式表现出逐渐明显的数据依赖,导致当前的个人信息保护措施面临法律规范缺位的困境。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规制措施,在明确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数据财产权属主体的“二元模式”,并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相对于数据财产权的优先性。     

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再认识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贯穿行政法的核心内容 ,包括行政权限法定原则 ;行政程序优先原则 ;行政责任与行政救济相统一原则。     

《网络安全法》保护个人信息四大亮点

正6月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共七章七十九条,相当于一部小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内容的制定上,该法有几大值得关注的亮点。亮点一:明确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进行保护第四十四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亮点二:个人信息被冒用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第四十三条规定: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行政合理性原则适用的基本范畴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导实施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要发挥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指导地位,必须要从权力监控与行政裁量、合法行政与法治行政、规则正义与实质正义、制度合理与行为合理、程序合理与结果合理、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等几个方面建构这一原则适用的理念和保障机制。     

论行政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几个问题

科学构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意义重大。必须把握三条思路:一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但必须走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制建设之路;二是正视历史,打扫“垃圾”,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确立提供前提和基础;三是将行政法基本原则进行顺位思考,分清轻重缓急。     

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我国网络用户众多,随着网络实名制的实施,大量的个人信息记载于网络。这一方面对政府加强网络管理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给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大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出现、以及"人肉搜索"盛行,正表明公民越来越被"透明",越来越难以保护自己的隐私。与此同时,我国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出台,公民维权意识薄弱,现实中又无相应的执法机关专职负责监管。个人信息对公民而言是一项重要的权利,其保护一方面需要国家法律的规范,另一方面也需要公民自己的积极监督和主动维权。     

行政法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制定原则

公共政策制定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公共管理的效果。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通常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公共政策制定实质上是公权力的行使,对公众之间的权利义务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公共政策制定应当受到行政法的约束。以行政法的视角,公共政策制定应遵循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民主化原则等基本规范。以行政法的原则约束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对于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至关重要。     

法治化背景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管理规范探讨

高校学生管理职能可划分为教育管理职能和生活管理职能两大类。教育管理职能是由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获得，因此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属于行政法的范畴，生活管理职能是基于物权所有权或用益物权而产生，因此学生生活管理工作属于民法范畴。由于两者隶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本文将结合不同的部门法的法律原则，推导出分别适用于两者的不同的管理规范和救济机制。     

论军事刑法特殊性在基本原则上的体现

军事刑法是特别刑法，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上都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基本原则上的体现是：军事刑法要坚持刑法总则中所确立的罪刑法定、罪行相当及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有自身的实现方式。同时，军事刑法基于保护法益的特殊，还要坚持严罪重罚、平战区分及注重预防原则。     

规训与克制:论两高解释第五条(一)至(三)项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定的解读与反思

互联网发展也带来了数据的共享,而数据中包含的个人信息被侵害的现状日益严重。审判实践中一般根据犯罪数额直接进行情节认定,个别非客观数额认定情形类案件,其判决结果一经作出即引发争议。规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适用的法律主要是刑法分则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而最新的两高解释中第五条关于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有十项,其中第一至三项是本文重点探讨对象。首先,针对法益评价,本罪保护的是公民个人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社会属性法益的结合;其次,公民个人信息在认定上应当和个人隐私权、电子数据等区分,因为根据定义它更强调可识别性;最后,对"行踪轨迹"的深入探讨再结合案例法条分析,利于在今后适用时能更准确的在主观层面进行限制,以防滥用,从而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