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诗家对王昌龄边塞诗的接受

王昌龄边塞诗在我国古代诗歌中颇具特色,其创作风格深受朝鲜诗家推崇。受"诗必盛唐"的影响,朝鲜诗家热衷于从边塞诗作中找寻报国之门。因此,其主题思想符合朝鲜文人的审美倾向。盛唐以来,他们采用诸多方式接受王昌龄边塞诗,并将诗歌固定意象运用到创作中,《出塞》《箜篌引》等诗作成为他们接受的重点。同时,他们还积极接受王昌龄边塞诗中的"忠""义"等儒家思想,这种接受为中朝文学的"互识"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爱国主义的诗歌瑰宝──读雨果的《最后的誓言》

Resume:Lepatriotisme,unsentimentbienoherpouriespeuplesdumondeentier,estdepuistoujoursundessujetsiresimportantsdansiesoeuvreslitteraires.LepoemedeVictorHugo,((UltimaVerba)},estundespluscalibrespoemespatriotiques.Apartird'uneanalysesuriestyle,etparticulierement,suriecontenudecepoeme,cetarticlescdonnepourtdched'illustrercommentiepoetearrivedexprimeriepatriotismestfortementetstprofondement.《最后的誓言》收录在雨果的讽刺战斗诗集《惩罚集》中，这是一首气壮山河、光照日月的爱国主义经典诗作。诗歌从艺…     

徐敬德太虚思想研究

徐敬德是朝鲜16世纪杰出的哲学思想家，他在韩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独具一格的气一元论哲学思想体系。在徐敬德的哲学思想当中，“太虚”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哲学范畴。太虚与气有三层意义关系：虚与气是同一物体；太虚是气的存在形式；太虚与气是状态变化的关系。     

伟大的史诗诗人雨果

在雨果的文学创作中,诗歌占有很大的比重。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他浩如烟海的诗作中所包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至今仍然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发掘。在法国诗歌的发展史上,可以说,雨果起继往开来的作用,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的许多法国诗人都曾从他那里吸取过养料。他在诗的內容和形式上对法国诗乃至西方诗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一个显著的方面就是他对史诗这个古老文学体裁的继承与创新。本文拟着眼于对《惩罚集》和《历代传奇》这两部作品的分析略述雨果史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明万历三十七年熊化出使朝鲜研究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历史上有着非常密切的来往。自从明朝与朝鲜确立了朝贡关系以后,两国官方关系迅速密切起来。明与朝鲜经常互派使臣往来,朝鲜把明朝派去的使节称为天使。明早期多派宦官出使,中后期则多派遣文臣出使,两国文臣在朝鲜多有诗歌唱和。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明神宗派遣进士熊化为使节,出使朝鲜。熊化给朝鲜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其与李廷龟等朝鲜官员交游甚好,朝鲜官方选辑他与朝鲜大臣唱和诗刊刻成《皇华集》。本文即是论述熊化出使朝鲜以及与朝鲜人交游的研究。     

李穑与《论语》在高丽末期的传播

高丽末期著名学者李穑入主成均馆之后,积极推广朱子学说,研读、讲授《论语》等经典。他还为国王讲授《论语》,并创作了富有特色的《论语》"经筵诗",他的其他诗文也大量引用了《论语》,理学意味很浓厚。由于李穑的这些努力,《论语》的传播随着性理学的发展而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其在高丽末期政治、文化生活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孟子要义》中之丁茶山经学研究

《孟子要义》中之丁茶山经学研究李篪衡一、序言朝鲜朝社会是将性理学当作规范的中世封建社会。时至１９世纪前后，出现了一群担当推动历史前进重任的思想家，新创了一种与既存观念截然不同的新学问气氛，他们就是朝鲜朝后期的实学家。这些实学家的经典解释倾向，与性理学...     

搜索陈凯歌:好是你,差也是你

除魅陈凯歌,暂时和《别姬》相忘于江湖,你会发现,每部他的作品里都能"搜索"到陈凯歌其人,好中是他,差中也是他。这些年,陈凯歌每逢有新片问世,话题兜兜转转几圈后,几乎都要和《霸王别姬》扯上些干系。以至于采访陈导也成了件尴尬的事,《别姬》就像一座大山横亘在前,既翻不过,也绕不开。这些年,我们习惯了以《别姬》作为立足点去理...     

朝鲜诗家论王士禛诗歌

王士禛是朝鲜文人热议的人物，其诗文集《蚕尾集》和《带经堂集》不久就传入了朝鲜。王士禛的“神韵说”既保存了汉民族文化的传统，又不对抗清朝统治，也十分符合此时朝鲜士人的心态，经过李德懋的倡导及众多文人的次韵、模仿，王士禛的“神韵说”及“神韵诗”对朝鲜诗坛产生了积极影响。朝鲜诗家承认王士禛的诗坛领袖地位，认为他是“海内诗宗”，总体诗风“清雅淹丽”，其诗歌有“守唐人声格”且“转益多师”的长处，也有体制、对仗方面的瑕疵。在朝鲜，围绕王士禛也诞生了一些诗坛佳话和趣闻。     

诗散文: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

杰出的俄语诗人布罗茨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英语散文家。他生前最后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是他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通过对这部文集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可以对布罗茨基散文的内容和形式、风格和特色有更深的认识。诗歌和散文之间早有"散文诗"和"韵律散文"等交叉体裁,而《悲伤与理智》一书的文体更可定义为"诗散文"。布罗茨基曾言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是她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有论者也认为布罗茨基的散文同样是他的诗歌之"继续"。事实上,在布罗茨基的创作中,诗和散文这两大体裁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二者间并无分明的主次地位或清晰的从属关系。以《悲伤与理智》一书为代表的布罗茨基散文创作所体现出的鲜明个性,所赢得的巨大成功,表明布罗茨基的散文不仅是其诗歌的"继续",更是一种"发展",甚至已构成一种有其独特风格和自在意义的"存在"。     

时调的文体特征

时调是朝鲜中世纪文学史上最为普遍的诗歌形 式之一。时调形式作为独特的诗歌体裁,经过漫长 的历史时期,被很多的文人创作出多种多样的作品。 据考证,时调大概从高丽末期出现,经过朝鲜王朝 到近代,其脉络一直延续。由于没有民族文字的出 现,创作初期一部分作品被译成汉文,而大部分作 品则被口传下来。训民正音的出现给作品的创作注 入了活力,掀起了以民族文字创作的创作热潮,出 现了《青丘永言》、《海东歌谣》、《青丘歌谣》,《南 薰太平歌》、《歌曲源流》等作品集,流传下来的时 调有几千首作品。由于篇幅…     

乾净衕与甘井胡同

在北京前门闹市区大栅栏以南３００多米有一条僻静的胡同叫甘井胡同，这条今日并不引人注目的２００米长的胡同，２００多年前却是中朝两国学者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值得纪念的地点，它的名字写进朝鲜时期著名学者洪大容的著作之中。 洪大容（１７３—１７８３）字德保，号湛轩，有《湛轩书》传世。洪大容在中国虽然鲜为人知，但作为一位外国的重要人物，被收入权威性的《辞海》，并被称为“朝鲜李朝时期哲学家，实学派代表人物。”１９８８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人名辞典》收录洪大容，１９８７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     

评申彦俊的中国革命观

20世纪30年代,申彦俊作为常驻中国上海、南京等地的朝鲜《东亚日报》特派记者,曾与蔡元培、鲁迅等知名人士经常交往,1934年4月在《新东亚》杂志上,发表专稿《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向朝鲜读者生动地介绍了鲁迅的真实情况及其伟大形象。这篇专稿是迄今所知在朝鲜出版物上发表的惟一一篇鲁迅访问记,并刊载了鲁迅先生约见申彦俊的亲笔信真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申彦俊在访问记中,高度评价鲁迅先生,赞誉他是“中国出现的‘东洋大文豪!’”,“他不仅用口和笔为无产阶级呐喊,而且他本人也已无产阶级化了。”     

朝鲜评论家的明清诗歌印象——评曹春茹、王国彪著《朝鲜诗家论明清诗歌》

正近年来,朝鲜半岛文学、文化的研究风生水起,成为新的学术热点,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2016年1月,曹春茹、王国彪两位学者的《朝鲜诗家论明清诗歌》由国家社科规划办资助,由中央编译出版社隆重推出和出版。"本书立足朝鲜古代汉籍,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全新的域外视角展示了明清诗歌的面貌和特色,扩大了明清诗歌的研究范围和影响,并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魅力和国际地位,对中国其他时代文学的域外影响     

《朝鲜解语花史》辨误二则

文对《朝鲜解语花史》中收录的襄阳妓和史凤姬两位妓女诗人究竟是朝鲜时代妓女还是唐朝妓女进行了辨析，并引用中国古文献，证明襄阳妓的《送别》实为唐朝襄阳妓的《送武补阙》，史凤姬的《咏神鸡枕》实为唐朝妓女史凤七首同一主题系列诗中的一首，为辨认韩国妓女文学作品真伪作出了贡献。     

“四端七情”之辨与发现朝鲜朝儒学——评洪军研究员的新作《四端七情之辨: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

正"四端七情"之辨蕴化于高丽末朝鲜朝初,完成于16世纪中叶。最先发起论辩的是李滉。小李滉8岁的郑之云作《天命图》,中有"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句,李滉将其改润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此一改动,引起学界争论。尤其是奇大升提出质疑,而主张"理气混沦","非七情外复有四端"。经过数年论辩,李滉最终提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主张。在这里,四端即为理,七情则因气的清浊厚薄而或善或恶。奇大升则主张理是气之理,并由此引论情     

永恒的缺失之美——关于中国古代诗歌汉译法的思考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学形式,诗歌这朵文学花园中的奇葩直至今日仍然娇艳美丽。中法两国都拥有悠久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的不朽的诗作。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繁荣,如何更好地把中国传承千百年的古代诗歌介绍给法国读者便成为了中国翻译界思考的问题。本文介绍了目前诗歌汉译法的主要方法,并从三个不同文本入手,分析诗歌汉译法中的得失并提出"零度翻译法"的设想。     

日本如何接受“哲学”?

1591年在日本第1次出现了关于"哲学"(音译片假名标记)的记载;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在"希哲学"、"求圣学"这样的概念之外,日本人还尝试了"究理学"、"性理学"、"理学"、"理论"、"玄学"、"知识学"等各种各样的翻译。在这之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理学"这一概念。但是,1874年(明治7年)西周在《百一新论》中最终把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西周认为,儒学的特质在于将"真理"置于儒学之起点的孔孟之说,进而追求代代相传,永以为继。与之不同,西方哲学从根底上就不是以遵循传统作为前提,而是通过批判与检验把握事物的真相,获得真理观念。即认为真理始终是存在于发展之中。中江兆民关于"日本自古至今无哲学"的名言,反映出日本在经验的理论化这一方面存在着不足之处。     

水云之间的三轴构建——读《天一言》中引用的唐诗《终南别业》

程抱一在他的小说《天一言》中,全文引用了唐朝王维的山水诗名篇《终南别业》。这种引用并非对唐诗的单纯借用,而是完成着一个精彩的再创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诗歌语言的"三轴构建"理论的建树与实践。     

吕克特的《诗经》德译本与“世界诗歌”

弗利德里希·吕克特于1833年首次以诗歌体形式将《诗经》转译为德语,在《诗经》德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吕克特译本在翻译上比较自由,并加入了译者对中国诗歌的大量阐释。该译本直接体现了吕克特的"世界诗歌"理念:翻译世界各民族古代诗歌以促进民族间的和解与精神交流。译本问世后一再被后世诗人改写传唱,影响深远,是《诗经》西传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