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治理现代化中知识治理的逻辑与运行机理

教育治理现代化不能仅仅凭借单一主体的力量,而是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合力。其中,"知识"在教育治理主体的整合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知识治理在教育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凸显。知识势差是其逻辑起点,知识共享是其逻辑中介,共识创建是其逻辑终点。教育治理现代化中的知识治理在遵循内在逻辑的同时,也呈现出自身的运行机理,主要表现在:以平等协商为基础的知识交互、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知识创新、以权力分享为核心的责任重构以及以合作协调为保障的行动协同。     

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实现机制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缔造新型现代国家和推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形成了政党与国家相互嵌入、政党主导型现代国家建设模式。在该模式中,“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协同推进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性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相互促进为内在机理;以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执政能力和全面从严治党能力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筹规划功能、系统推进功能和激励凝聚功能为互构联结的整体呈现;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同向同行的价值目标。三者共同彰显了中国特色治理框架下的独特互动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互动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底色、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运行逻辑和包容差异的结构特性等方面高度耦合。两者呈现出双向塑造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优势和强大功能,它为国家治理提供制度供给、制度动能和制度效能,另一方面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成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落地和优化发展提供实践平台、评价依据、价值导向和促动机制。两者的高度耦合与互动融合关系决定了新型政党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存在内在必然性。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机理及实施路径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通过执政党的科学治理来实现。全面从严治党需要依靠制度化的方式和路径,严明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党内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立制衡,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要持续推进政党建设,须从系统整合、常态运行和增强回应等方面予以协同推进。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回应——基于服务型政党的探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步骤,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建设服务型政党是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关键内容。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加快服务型政党的建设步伐。建设服务型政党:一要加强理论建设,强化服务理念;二要整合服务力量,构建服务机制;三要健全服务机制,保障服务效能;四要调整政治行为,体现服务功能。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社会权力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后,一时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然而,多数研究难逃窠臼,仍然是以俯视的姿态把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从过多依赖行政命令改变成依靠制度而已,缺乏对社会自身力量培育的关注,忽视了社会作为国家治理视阈中独立权力主体的长期缺席。只有从社会是独立权力主体出发,尊重社会权力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多了点同情和怜悯的情感,才能正确地界定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边界,真正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     

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能力的视角

社会动员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政治传统和重要法宝。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对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表现为"运动式治理"。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看,社会运动不仅是国家应对绩效压力、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贯彻政治决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现代国家而言,社会动员能力的构建需要围绕国家引导、社会协同和"互联网+"思维三个维度展开,同时必须克服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张力。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运用民法典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民法典的编撰旨在构建民事法律法规的内在逻辑体系,实现民事法律法规的协调性、统一性。民法典的出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主体意识:现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基础

现代社会治理相对于传统统治模式或传统社会管理方式而言,其最核心的特质乃是公共权力主体多元化,政府和政府以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均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但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未必是合格的治理主体。有资格的主体要成长为合格的主体,其关键前提是该主体已经确立治理主体意识,这一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现代责任意识、现代理性意识、现代操作意识。现代操作意识是现代理性意识的基础,现代理性意识是现代责任意识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如何让公民和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生成主体意识,治理主体意识并非自动生成,其最终确立需要坚持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共同推进的策略。     

治理创新与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建设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治理创新的新时代。而推进治理创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公共权力与多元主体建设基于共建共治共享之上的政治共同体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改革开放既是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的过程,也是新的社会力量分化产生的过程。治理创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既是其最大增量,也是其最大变量。团结凝聚新的社会阶层,是治理创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组织起来"既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在新时代又被赋予新的使命,有其特定的内涵与功能。要做实做深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重在继续夯实"党委+群团+社会组织+自组织"多元协同的组织网络体系和工作格局。     

地方治理转型视域中的西方国家执政党治理经验研究

伴随着西方国家地方治理改革的兴起,政党政治与地方治理的关系、执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行为逻辑和实践经验等成为政党研究的重要内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及其权力运行规则决定了西方国家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行为更多地体现出作为治理中多元主体之一的特点,它们主要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成为执政党之后通过影响各层级的议会活动推行其理念与政策,在地方治理改革的过程、关系、网络中发挥领导、协调、统合作用。西方国家执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实践表明,通过提高政党的适应性、强化政党的社会功能、加强政党的自身建设,执政党可以更好地将政党意志转化为公共政策,维护政党的利益,提升地方治理的效能。     

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的主体逻辑及其型塑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论及"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本文的主要论点有:马克思、恩格斯从国家起源着手分析了国家的本质,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主体逻辑的理论支撑;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存在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模式内涵上的不同;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模式从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新时代国家治理主体逻辑型塑的必要性须从新时代国家治理维度的多重性和国家治理目标的多元性找依据;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主体逻辑型塑的可行路径需要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提升多方主体治理能力两方面着手。     

软治理：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功能

国家的使命是协调冲突、创造秩序,其力量体现为公共权力及其运行。因此,人们通过建立使公共权力得以确立和运行的制度体系来建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重要的力量。现代国家的发展使提升和整合文化成为重要内容,将文化塑造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使国家治理融于文化塑造之中,必将成为民主时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     

治理:社会管理的理念与制度创新

治理是指对传统官僚统治和精英政治的超越,强调多方力量合作共治。治理是社会管理的理念创新:以一套涵盖政府与非政府力量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重建管理过程和网络,实现社会团结。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方式合作化、权力运作协商化。     

论文化治理的运行逻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对社会的综合治理。这引发了学者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治理能力的相关思考。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的治理手段,虽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常规国家治理方式,但却在中西方传统社会至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从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因素入手,考察文化引发治理困境、促进治理转型、达成治理优化的运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