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     

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

当代乡村治理转型呼唤着乡村公共精神作用的发挥。乡村公共精神具有丰富的资源基础，其传统与现代资源分别遵循着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的逻辑。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即需要在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顺应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并服务于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以推动乡村公共精神由内生自发向制度建构延伸、由宗法伦理向契约精神转型、并从熟人社会走人公众世界。     

基层公共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为我国新时期的治理体系、机制的完善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现代公共治理理论背景下,为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我国在治理主体的选择上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良性互动在治理过程中受到重视.城乡基层公共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可以在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下得到提升.本文通过界定基层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和运行环节,分析基层公共治理由于治理主体间关系不明、运行流程不畅所导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应对基层公共治理困境的路径.     

日、美、中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美国、中国都受到过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侵袭,三国在救灾方面的表现各具特色。由于日本、美国的发展程度较高,其在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具有示范性和启发性。构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应保持并完善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引入多个治理主体,提高公众应对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的素质和能力,同时政府应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与公众进行协调配合。     

公共治理范式在中国法治下的思考

公共治理范式是对传统的管制模式的一种反思与发展,它试图超越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并已然成为一种新型范式。面对"管制疲劳"的出现,公共治理的崛起成为必然。作为回应性、参与性,主张协作与合作的公共治理在公法领域有其具体的体现。由于中西法治环境的差异,英美国家的公共行政改革早已掀起,而在我国,公共治理的空间有其自身特色。中国法治下独特的公民社会、社会自治组织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国情究竟能给予公共治理多大的空间,其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会走向何处,这是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     

国家治理中的价值维度:马克思人学观的启示

中国要实现有序变迁和有效治理,就要构建适应时代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蕴含着治理主体的价值认知与选择,离不开一定的价值导向。公共性价值是整个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是现代国家治理发展的方向和重心。根据马克思的人学观点,国家治理在价值导向上是一条充分体现人民性的路径,而立足于马克思人学的现代国家治理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终极价值。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理论架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治理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多元共治作用,形成交互治理的格局;治理要有效借鉴他国的治理经验,增强我国的治理效果;治理的主要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要对其进行价值引导并发挥其强大作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面临多重机遇和挑战,其根本目标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奠定实现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意识形态治理的多元主体、经验借鉴、主要对象、机遇挑战、根本目标等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体系。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政府责任与公共精神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考察需要基于协商民主展开。协商民主存在于基层民主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中,同时以各地方经验得以展示。在体制内积极探索具体路径,是当下推进协商民主以实现成功地方治理的基本方式。地方治理的成功需要具有对地方政府责任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并借由教育与回应使其得以践行。公共精神的理性塑造对于推动地方治理的有序进行是必需的。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它是对危机管理主体单一化的修正与超越。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路径探析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公共危机的治理对政府提出了挑战,政府作为单一的治理主体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公共危机的复杂性要求治理主体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必要性、面临的困境、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探索,并提出相关建议。     

公共管理服务价值:内涵、处境及型塑

公共管理服务价值是公共管理主体利用其所掌握的资源向社会提供服务,利用服务的提供这一载体满足民众这一价值评价主体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现实行为。由公共管理主体公仆意识的淡化、公共管理主体良好服务能力的缺乏、公民价值评价主体地位的旁落等三方面所标示,服务价值在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中处于一种非核心的境地。型塑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中服务价值的核心地位,可以从从属价值的确立、宪政建设的促进、价值评价体系的重构等三方面着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扶贫开发政策嬗变与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扶贫模式。在长达40年的扶贫开发进程中,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理念、参与主体、手段、瞄准对象与机制都有了很大变化。文章通过对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的回顾总结,认为贫困表象认知、致贫原因认知有显著变化,而扶贫价值理念则是稳中有变。参与主体与手段方式变迁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变化最大的是扶贫开发瞄准对象日益走向精准与多元化。我国扶贫开发政策未来应该坚持"兜底保障是基本、创新发展思路与方法是核心、补偿型政策是补充"的三大导向。     

心灵治理：公共管理学的新边疆--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和传统中国心灵治理范式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心灵治理是通过非物质手段和非强制手段影响人的思维过程的公共管理路径,它通过培养人的社会性需求和影响人对需求的价值认知而使其自愿降低或抑制个人的特定需求,以此来解决公共问题。心灵治理路径具有物质治理路径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有助于降低公共管理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和消耗。心灵治理的基本典范主要有四种,即意识形态范式、伦理范式、宗教范式和科学理性范式。当今以西方经验为背景的公共管理学一直漠视甚至无视心灵治理,我国的公共管理学应重续注重心灵治理的传统,开拓公共管理学的新边疆。     

网络化治理：公共管理现代发展的新趋势

网络化治理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它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石，并在中西政府的管理实践中得到了运用。网络化治理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分析工具，更是一种挑战传统政府制度的治理模式，代表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深刻变迁。但是，由于管理由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网络和管理政府公务员是明显不同的，因此，网络化治理还面临一定的风险与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有效选择管理策略，提高网络化治理的水平。     

系统论与过程论的接轨——基于利益相关者与Swarm分析的公共危机治理

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理念目前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然而,要完成这一理念由应然向实然的迈进,其关键步骤之一即是：厘清多元协同主体间变动不居的关系。本文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s Theories）的分类方法,结合公共危机的特点,分析了公共危机中多元利益主体的定义、特性及类别。并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Complex Adaptive System）为牵引,构建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结构。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大数据时代下政府治理效能进一步拓展研究

自2012年 《纽约时报》 刊文宣告"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大数据研究.其后,"大数据与公共治理"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颇丰,增长快速、 有序.其中,关于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治理效能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其重点内容可以梳理如下:拓展了政府的认知范围;拓展了公共治理的主体范围;拓展了治理进程的映射区域以及拓展了价值理性的实现路径.通过对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四大核心要素(数据资源、 大数据技术、 主体意识和制度供给)在大数据时代下政府治理效能拓展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     

文化多元、文化选择与文化和谐发展——全球化时代邪教治理的文化策略

当代中国邪教的发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因而治理邪教不可忽视文化对策的研究.在当下,文化多元、文化选择与文化和谐发展应成为邪教治理的文化策略.     

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及其他:国家治理研究的历史之镜北大核心CSSCI

由于当代和历史的共通性与共同性、内在联系、历史会影响当代以及当代也会变为历史等诸多原因,可以认为“当代即历史”或“任何当代都是历史”。为此,在当代行政学、扩展了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有必要纳入历史研究路径,发展系统的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子学科。发展历史行政学等,既是发展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派的需要,是发展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文明和治理文明的需要,也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的需要。历史行政学等对历史的研究维度有作为资料的历史、方法的历史、透镜的历史、对照的历史、参考的历史、当代因素的历史、文明延续的历史和超越对象的历史等多个维度;并且需要从研究团队、教学教材和学生培养体系以及学术共同体等基本路径入手。但是,历史行政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发展绝不能简单复古,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且超越历史,必须坚持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必须坚持久久为功及切忌一哄而上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