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续力理论视野下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诚信原则被认为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但从存续力理论角度看，法治国家原则以及从中推论而出的法安定性原则才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真正来源。在存续力理论视野下，违法状态下授益行为信赖利益的存续保护，绝非单纯意义上信赖利益的一种保护方式，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实义之所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违法授益行为撤销的存续保护之中才能发挥其最大功效。我国《行政许可法》客观上起到了信赖保护原则的作用，但并未触及信赖保护原则之实质。从法治国理论角度来看，在立法上依据存续力理论建立和完善行政行为的撤销规则，从而在撤销规则中体现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仍然是根本上的解决路径。     

行政指导信赖保护原则研究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行政指导与其在本质上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自然也应受该原则的制约.研究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指导中的确立、运行,寻求信赖利益有效保护的途径,对行政指导的顺利实施、维护政府诚信、促进依法行政是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论信赖保护原则在私法中的地位

私法上的信赖保护分为积极的信赖保护与消极的信赖保护,从积极的信赖保护来考量,信赖保护成为一种因法律行为而生的责任之外并对其有补充作用的独立的责任基础。信赖保护原则发挥了一般法律原则应有的立法和司法上的功能,具备了内容的根本性和效力的普遍性,应当成为私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给付中的信赖保护

行政法上之信赖保护主要适用于给付行政领域,是行政给付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主要通过限制授益行政行为的随意改变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该原则不仅体现在行政给付的立法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主要的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在行政给付具体行为中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给付决定的作出等整个行政给付行为过程中.同时,对信赖利益的实体性保护也是必须的,这主要涉及信赖保护方式的选择.     

论国际私法弱者利益保护的原则

在各国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今天,弱者利益保护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本文从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本身入手,研究国际私法对弱者利益保护的国际立法、国内立法,并据以总结其不足。通过以中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基础,分析我国的立法现状从而提出改革建议。     

试论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

对纳税人的信赖利益进行法律保护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随着税收权利关系学说逐渐被税收债权关系学说替代,我国开始日益重视纳税人信赖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本文从为什么要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和为什么值得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两个角度入手阐释了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以期对我国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研究有所裨益。     

论行政协议中的“信赖利益”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与民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拥有共同的思想渊源,在行政协议制度中引入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需要克制。以富勒与帕杜对契约利益的三分法为基础,当前行政协议审判实务所使用的“信赖利益”概念,其真正的内容对应了期待利益、返还利益和信赖利益的不同组合。信赖得到存续保护或积极保护时,“信赖利益”实际上对应的是期待利益;信赖得到财产保护或消极保护时,“信赖利益”对应的有时是期待利益,有时是“信赖利益+返还利益”,也有时是返还利益。问题的症结在于信赖与信赖利益之间被粗糙地画上了等号,解决的方案是区分行政协议领域中的信赖与信赖利益,让行政协议中的“信赖利益”与合同法上的信赖利益在概念上保持一致。     

政府诚信与信赖利益保护

一个政府要在全社会建立起良好的信用氛围,它首先必须自己是一个信用的政府。而要使政府诚信于民,重要的是将政府的权力运行纳入法制轨道。政府诚信也因此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道义要求,更是一种具体的法律义务。《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标志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我国法律中得到了确认,对建设诚信政府和法治政府具有深远意义。但我国对信赖利益保护制度尚缺乏足够法律构建,诚信政府的法制建设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中已经得到明确的确认。但其在我国行政法中的运用和行政法学中的研究还比较落后。我们应该从法律价值本身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去探讨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而不是从其他法律原则中去演绎或者类推。以此为出发点,来全面探讨信赖保护原则的丰富内涵,寻找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的最佳方式,并从有关国家和地区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中寻找有益的经验。     

"信赖利益"能否作为民法保护客体

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赖利益越来越广泛的存在于各种法律关系中,而"信赖利益"能否作为民法保护客体,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本文从信赖利益成为民法客体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分析,将信赖利益纳入民法保护客体中,使其法律化,从而完善我国民法对信赖利益的保护。     

专有技术的法律保护与行政保护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们在国际贸易中一直处于劣势的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越来越得到各方的重视,笔者针对国际技术贸易中没有明确法律保护的“专有技术”,从范围,许可方式,合同中保密条款的设置以及我国的行政机关的参与角度着眼,对专有技术进行介绍,建议确立法律保护与行政保护相结合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     

Diplomatic Protection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     

技术保护措施受法律保护的条件

尽管技术保护措施纳入了著作权法律保护范围，但并非所有的技术保护措施都能得到著作权法保护，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我国法律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理论界亦意见不一。结合国内两起已决典型案例，提出受法律保护的技术保护措施必须符合合法性、有效性。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人格保护与经济激励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的"知情—同意"框架偏向于通过信息主体自治以保护个人信息,这一路径选择对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构成了严苛的限制,实践中也存在形式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经验逻辑看,"知情—同意"规则需要考虑更为具体的场景;而在具体场景中,对信息主体的经济激励机制可以引导和促成信息主体的"同意"。因此可以将经济激励作为同意的促成机制,这有助于在不偏离"知情—同意"规则的前提下,为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双重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平衡方案。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信息处理者可与信息主体共享数据利用产生的经济收益,由此适当突破"必要性原则",获得超出为信息主体提供服务之目的的数据处理权限。但经济激励机制亦需受到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制,避免被泛化为普遍适用的数据处理后门。在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中,可以考虑引入经济激励制度,构建人格保护与利益激励相结合的"二元机制",在坚持人格保护的原则下,通过经济激励机制有效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     

要保护，也要发展

岁末年初,正是回顾与总结的大好时机。有意思的是,回首近年来的知识产权领域,颇有"乱花渐欲迷人跟"之感。原本清晰的问题,现在经历了一番你方唱罢他登场的热闹,反倒成了雾里看花。然而,正如几番沉浮的网络经济一样,甚嚣尘上的泡沫终究会消散,真相总会浮出水面。一、什么是中国国情 2003-2004年,我国DVD生产厂商开始向6C及3C集团交纳专利许可使用费,国内的卡拉OK经营者接连在外国唱片公司的起诉中败北,国内汽车产业遭受外国商标、专利权     

种子战争:植物新品种保护vs.种原保护

种原的跨国采集和争夺已有400多年历史,但随着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种子战争"表现为国家间知识产权保护与种原保护的冲突.为此,CBD、WTO、WIPO、FAO均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果.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或地区也积极通过双边模式或国内立法创新,寻求解决途径.但鉴于种原采集、分布的历史现实以及育种的特殊性,国际多边机制仍是"种子战争"的根本解决之道.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立法保护研究

从《环境影响评价法》注重形式上规定公众参与开始,201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有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开启了以公民参与权利为基础的公众参与立法保护模式。但是由于并没有以参与权利为核心设计具体参与制度,我国目前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立法保护还存在原则性、不完整性、被动性、孤立性、分散性等诸多局限性,从而导致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无法发挥实效。必须在立法上明确公民参与权利,并从程序上保障公民参与权利的实现,才能真正发挥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