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政治合法性基础考察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政治秩序的安定。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维护和构建,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经验启示我们:第一,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党的执政与人民利益相契合;第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第三,必须加强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与程序基础建设;第四,必须注重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     

以德治国必先以德治党

以德治国是通过执政党的政党伦理建设来带动公民道德建设,通过先进性与广泛性的有机结合来提升社会整体道德境界,其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以社会主义道德治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成功实施“以德治国”方略,首先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建设,以德治党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主导工程。 一 ——以德治党是维系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道德前提。所谓执政合法性,就是执政者凭借非暴力手段而使国民自觉自愿地接受其领导的能力,它内在地摈弃“以力服人”的暴政倾向,寻求“以德服人”的仁政目标,反映了国民对现政权的拥护程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通过加强道德建设来巩固其执政合法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前苏联、东欧共产党之所以丧失政权,就是因为它们从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蜕化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     

用科学的方法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用本质和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探明共产党执政的本质,是共产党执政的需要;用规律的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探明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共产党执政必须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用系统观点,进一步探明共产党执政必须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共产党组织必须适应执政需要,执政客体必须适应执政需要,执政方式必须适应执政需要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必须得到满足,是共产党执政的具体规律。一个基本规律和多个具体规律的有机组合,就构成了共产党执政规律体系。     

论坚持人民利益标准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统一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巩固和加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的根本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和执政能力建设的统一是党的根本执政规律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由之路,是事关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课题,也是提高党的执政效益的根本途径。     

我党巩固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

我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八十多年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合法性资源。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面临着如何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这一时代课题。我们必须从巩固意识形态合法性、扩展执政绩效合法性、扩大组织合法性、提高执政能力合法性等方面入手,实施合法性资源的调整和重构工程,着力巩固我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利益集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原点

党对社会利益的集约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资源、执政地位和执政合法性,是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出发点。在社会利益关系变化和利益结构调整的现阶段,加强党的利益集约能力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加强党对社会利益的集约能力的基本着眼点在于,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论人民利益标准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和加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的根本要求。实现和代表人民利益是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体现,也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坚持人民利益标准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统一是党的根本执政规律,即关系着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维系,是提高党的执政效益的根本途径,也是完成党的执政任务和执政使命的根本要求。     

合公益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尺度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尺度在于寻求社会不同利益之间的交叉点,明确自身执政所要服务的公共利益.利益整合是执政合公益性的最佳路径选择.执政党通过把社会各阶层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整合到自己的理论纲领和方针政策中去,不断提高利益协调的能力,依法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从而使执政合法性得以提升,执政基础得以稳固,执政能力得以增强.     

论利益分化与合法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化对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重要资源和重要途径.但利益分化也给政党合法性带来一定难题,比较突出的有价值认同难题、利益均衡难题和风险频发难题等.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需要加强对利益关系的整合,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利益关系的整合,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即政策供给、总揽协调、价值引导和组织整合.     

转型期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模式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要进行多元重构,从利益的维度看,“包容性增长”式绩效是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从结构的维度看,宪政法治的治理是执政合法性的程序性基础；从价值维度看,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情感性基础.因此,“包容性增长”式绩效型合法性模式,宪政法治的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型合法性模式是当前建构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最主要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共同促进执政合法性的稳固与成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