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殖民主义

全球化的文化发展表现为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文化殖民主义是指强势文化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和传媒等优势,向弱势文化推销自己的经济理念、政治价值、文化观念等的一种不平等的国际文化交流现象。文化殖民主义并非全球化的文化陷阱,但全球文化的普遍性发展有利于推行文化殖民主义。     

共性与个性——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思考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事物的共性就是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事物的个性就是事物的特殊性、个别性,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用马克思主义的共性与个性原理来审视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道路,教训是深刻的。例如,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中,我们过分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个性,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中的某     

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恩格斯反复教导: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这是一种怎样的发展呢?只是原本理论的扩展、充实、深化、个别理论观点的创新,还是包括着理论形态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是一个理论形态发展至今,还是在原本理论形态的基础上又会产生出新的理论形态?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怎么认识的问题。 按照辩证法,任何事物都包含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既然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这样分解。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言,也不能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哲学思考

开创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事业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就是必须肯定和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辩证统一,即既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内容又具有特殊性的理论形式.假如马克思主义只有特殊性而没有普遍性,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不可能的;假如马克思主义只有普遍性而没有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不必要的.因此,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关系,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各民族社会发展特殊规律及其关系,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以及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争论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中必须经常思考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梁漱溟钱穆文化哲学比较管窥

梁漱溟和钱穆都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阐扬者,二人都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其终极关怀是一致的。由于二人不同的心路历程、对中西文化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对文化体认的不同,二者的文化哲学也并不一致。梁漱溟从哲学出发,钱穆则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作了比较和预测。     

电力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电力企业经过十余年精神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其所有制形式及规模的特殊性,也使其必须面对精神文化的多元化冲突、普遍误读等问题。要想使精神文化全面落地,就需要注重共享价值观培育、注重共性与个性的协调发展、处理好党建与精神文化建设的关系、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精神文化构建体系。     

中国道路的普遍性维度——一种文化哲学的思考

所谓中国道路问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或者做深入地理解，所谓中国道路的思考应当是一个文化问题——这是在西方文化具有某种现代化“典范”优势的语境下，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必然面临的问题。如果这种理解正确的话，在当下语境下，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成为问题，虽然产生于近30年的改革开放，其根源则起于中国之近代，是自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在新时期的一种新形式。     

文化张力:在全球化进程中凸现

“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 ,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实际上 ,文化张力问题 ,是一个与全球化紧密相连并伴随全球化始终的问题。如何使这种张力远离非常态 ,尽可能避免冲突的血腥和紧张的对立 ,这除了政治经济等手段 ,更需要一种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既烙上民族的、地方的和个人的印记 ,又超越这些特殊性 ;既在塑造性格、心灵和想象力的过程中张扬个性 ,并在赋予生命和生机流溢的价值层面中彰显普遍性。这种力量不是凌驾于一切民族文化之上绝对普遍的律令 ,更不是某一种强势文化居高临下的宰制 ,而是从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中提升出最具人性的、最赋予生命真谛的人类共性     

“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关系初探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性任务。究竟怎样才能顺利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笔者认为,关键之一就在于切实把握好“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就是说,它的基本要求是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这个思想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的精彩运用。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知,中国特色的     

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区别探略

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在新的文化范式确定和社会秩序的规范中都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之间存在着共性与个性、现实与虚拟、烦琐与简便、前喻与后喻、天理与人欲等一系列的区别。正确地认识这一区别,有利于张扬具有民族个性的共性文化。     

霍布斯《利维坦》的方法论特色探析

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详细论述了“自然状态”和“自然法”的思想。霍布斯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缔结契约所形成的,国家的功能就是保障每个人能和平、稳定地获得发展。在《利维坦》中,霍布斯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来论述其思想,如类比法、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     

刍论阶级的共性及其相关问题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阶级性应该是个性(特殊性)与共性(普遍性)的对立统一。阶级性的共性是私有性,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所有阶级的成员都是生活资料或生产要素的私有者;都具有私人利益;都具有私有精神。人的自私性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无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讲,人性自私论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承认阶级的共性是私有性,并不否认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阶级品格。     

从中西文化特点的简要比较看儒学的价值

当今社会,文化霸权主义使得西方文化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西方文化采取了未经仔细分析、商榷就直接引用的态度,使中国社会面临种种危机。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两方面对中西文化稍做比较,以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树立民族自信,使中国优秀文化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历史文化名城——昆旺

昆明．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一座有着3万多年人类生活史、2400多年滇中文化史、124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以其悠久的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文物古迹赢得这一殊荣的．同时由于昆明是我国古代西南边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现代多民族边疆省份的省会城市．因此．昆明的历史文化特征具有中原文化与边疆区域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中西文化交融发展的个性。这种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的结合，构成了昆明文史工作有别于其他城市而独具特色的内涵。     

论经济社会关系视野下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的基本特征与重构

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是经济社会关系研究的两种基本范式。追求普遍性是形式主义范式的基本特征,它认为人类的经济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普遍的、超越时空限制的行为模式。实质主义范式的基本特征则是彰显特殊性,强调任何经济社会关系都是发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形态中的现象,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如何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成为经济社会关系研究中新的知识增长点。很多学者都致力于打破这种二元知识形态。无论他们是否探索出了第三种范式,都表明当代经济社会关系研究范式的重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天人台一”与和谐文化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谓“天人合一”;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所谓“人际和睦”;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所谓“身心和乐”。其中,“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生态环境资源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     

《矛盾论》对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原创性贡献

基于辩证法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语境分析,《矛盾论》对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原创性贡献是多方面的。《矛盾论》认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就是两种宇宙观”,从而把宇宙观、发展观、认识论统一起来。《矛盾论》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对客观矛盾和主观矛盾的普遍性及两者关系有创新性揭示。《矛盾论》揭示了矛盾的特殊性与事物本质、与事物的阶段、与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相互作用的深层关系。《矛盾论》用中国话语创新性地揭示了矛盾统一性和斗争性,阐述了一个深刻的原理,即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建设

“天人合一”的基本涵义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和谐文化理念是“天人合一”观的精髓和伦理支撑。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各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充满“和合”综合思维的“天人合一”观在当今仍有重要意义,即它为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思维模式;昭示人们树立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观;有助于推进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并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蕴含基本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共同体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迄今为止以民族国家为成员的人类社会最大的共同体，是全球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当代全球化的主要任务就是破除以往虚假的普遍性，重建真正的普遍性，这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当代全球化的建设性逻辑。这种新的普遍性即人类共同价值。从其本质来看，人类共同价值是指世界各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善”,是一种新的普遍性；从其产生和形成来看，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世界各民族的交往中历史地自然形成的；从其思维方式来看，人类共同价值是以国家和民族主体间性不同于霸权理性的“交往理性”为核心，以“协商主义”为原则的思维方式；从其内在结构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应包括生存价值和发展价值，是二者的统一；从其基本内涵来看，人类共同价值是文化共性和文化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核心共同价值的构建，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人类的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需要从新文化价值、新文明范式和新文化经验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事物的共同本质、共同规律;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事物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两者互相联系,不能割裂。任何矛盾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是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哲学依据。它告诉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必须遵循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